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清代嘉道以来徐松、龚自珍开创的“西北学”的延续和发展，它不仅仅是新材料的发现，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学术风气因之一变。从此，中国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只翻阅四部书，要关心中外交流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的学术开始走进国际学术语境。所以，敦煌学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韵味的代名词。而敦煌学与巴蜀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敦煌文学与巴蜀。敦煌出土的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它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说，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解释。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唐代著名诗篇韦庄《秦妇吟》、《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而敦煌写本中的佛经传自蜀地或者根据蜀地印本抄录而成者，更不在少数。当年敦煌人用的黄历也多传自蜀地。这样的材料在敦煌遗书中还有不少，这里不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