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作为一个搞化学、物理研究的科学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训练的?

　　朱清时：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我父亲朱穆雍是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学社会学的。解放后，社会学被认为是伪科学，所以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财政局当会计，一直被埋没，再也没有搞过社会学。我有一次把一本《中国名人大辞典》给他看，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同学，他非常感 慨。他主要是错过了一次好的机会，当时华西是教会学校，准备安排他们班七个人去美国留学，但那时，我母亲已经生了我两个哥哥，家里就不希望他去，就到处活动，帮他在省财政局谋了一个职务。一解放，他就变成了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就不再被当作知识分子，这是一步错棋。但是他的一生非常喜欢文学，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从他那里受到了感染，尽管我学理工科，但是我内心深处和他一样，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如这把扇子，代表了当代的中国艺术。这是我人文科学的背景。

　　王国平：你第一次接触南老师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朱清时：我第一次见到南老师是2004年。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因为一直在搞理工科，到我当中科大校长时，内心就起了一种愿望，就是中国社会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我看现在的学生和我们以前不一样，跟过去我们当学生的状态不一样，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心中有一种信仰在支撑，所以学习和自己的个人修养很容易(被)教育和提升。现在的学生很难了，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支撑。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佛学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佛学不管怎么样，它教人行善，它教人畏惧因果，对社会是一件好事。我自己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我也很想把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各种成果与佛学当初预言的自然界的各种情况两者联系起来，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就去拜访南老师去了。有人给我介绍说，南老师可能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佛学最高水平的代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读过南老师的书。2004年，我就去上海拜访南老师去了。

　　王国平：当时是谁陪您去的?

　　朱清时：是中科大的一个教授，他跟南老师很熟悉。从那次见了南老师之后，我突然就发现，我们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对古今的了解可以说没有人可比，没有人可及，他的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只能仰视，他随口而出的这些诗词和佛学的偈颂，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高深莫测的。自从这次见面以后，我心中就有一个愿望，像这样一个，已经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智慧的老人啊，见一次就少一次，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一有机会就到他这里来。2004年7月下旬，我应他的邀请，以中科大和太湖大学堂(筹)的名义联合举办了一次认知与生命科学的研讨会。在太湖边的一个酒店里，为期10天，围绕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主题，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做了研讨，这次课程有录像在。从那次研讨会以后，我就发现了南老师的另一面，其实他这个人啊，是非常尊重科学的，他尽管对佛学了解很深，但是他始终相信科学和佛学是一回事，因为佛学跟科学都在解释宇宙，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而已，他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当时讲经的时候，是设法用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来讲的，他的《楞严大义今释》等都是用了当时最高的科学成就来讲，他相信佛陀生在当代，一定会用当代最高自然科学成就来重新讲经，他一直这样看。这次会把我、南老师与太湖大学堂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次会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一生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佛学深奥的道理比较起来，看看中间有多少地方能够有联系。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参考佛学等传统文化，开辟自然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同时，用自然科学去解释佛学的道理，启迪大家的思维与反思。这样呢，能够便于把佛学的真实道理重新在社会上普及，现在的社会信仰佛学实际上有一种畸形，等于所谓的求神问佛，就是自己买很多香，堆很多钱，去贿赂佛菩萨，这种功利心太强了。在那之后，我到这里来，南老师也给我们讲过多次经，讲过《成唯识论》《楞伽经》，这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了，讲过《楞严经》，讲过《达摩禅经》，这都是我自己亲耳听过的，还讲过好些，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在这里，错过了。可以从整理的中间看出一部分，大多数都没有整理出来。那个时候，几年前，南老师风采迷人，他这个人精力充沛，记忆力非常好，每次都是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说两个小时，实际上都延长到三个小时，而且有的时候是上午、下午、晚上接着讲，随口就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和偈颂，这让很多年轻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