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苏秦列传》对于齐国临淄古琴普及程度的描写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

　　 公元前约六四八年周襄王时，百里奚夫人(当时的身份是普通百姓)作琴歌《废廖歌》以讽其夫(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琴史初编》中载：师中是汉武帝时，东海下邳(今江苏宿迁)地方的名琴手，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有不少人喜好弹琴，过了一百多年后，刘向还在他的《别录》中写道：“至今邳俗尤多好琴。”

　　 可以说古琴在古代有着很高的认知度，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印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经·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诗经·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郦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诗经·郑风·女日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人喜爱的乐器。

　　从唐诗宋词到明清传奇、小说、戏文，描述古琴的文字大量存在。文艺、文学是生活内容的典型和集中，生活里大量存在着才会有文艺作品里大量的再现，从这个文艺规律来看，也说明了在古代古琴是知名度很高，比较大众化的乐器，正因如此，才会有“君子无故不彻(撤)琴瑟”。

　  为什么明清两代出版刊印了《神奇秘谱》、《自远堂琴谱》、《大还阁琴谱》、《松弦馆琴谱》、《五知斋琴谱》……多达一百五十余部古琴谱集，这里除了印刷技术发展的原因以外，还有就是社会的需求，有这么多人爱好古琴，才会有这么多的谱集出版。正因为有了那么深厚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琴学才发展到“蔚然大观、浩如烟海”的程度。这是有具体的内容充实了以后才会形成结果，如果一直就只是三五个文人在那里弹琴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曲谱、谱集出现，不会有这么多大量的创作存世。可以说在我国古代，古琴音乐是有了社会的广泛基础以后才会有这么广泛深入的发展。

　　另外，从古代出现大量“野斫”琴的事实，也可看到古琴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宋代是继唐朝之后古琴的发展时期，据《宋史》载：太宗曾下令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徽宗用魏汉津之靓，造大晟乐，用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祭祀、朝贺的大乐中要用八十多张琴，仅七弦琴就要用二十三张。《画继》载：政和间宫中还有“琴院”之设，宣和殿有“万琴堂”收藏古今名琴。《格古要论》称：“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古日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这足以证明统治者对古琴的爱好。至于当时民间，据《琴论》记载税：“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元人吴自牧：“浙操兴于宋，……浓丽切促，里耳无不喜。”《梦粱录》称：“府第中有家乐，儿童多执笙簧琴瑟，最可人听。”又说：“其官私妓女，……或捧龙阮琴瑟。”可见两宋时期的七弦琴并非宫廷雅乐和文人士大夫所垄断，而是出现于民间各种场合，足见当时弦歌之盛了。传世宋代野斫琴较早的有“雪应钟”、“清角遗音”、“龙门风雨”。南宋有“玉壶冰”、“万壑松”、“海月清晖”等。

　　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之后，为了巩固政权，继续发扬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使众多琴家来至京师活动，七弦琴在皇家关注之下，逐渐兴盛起来，擅长古琴之士增。到明代中期，已经发展到白天子至于庶人直至阉宦都弹琴的境地，真是上有好者，下必胜焉。故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成为古琴音乐的极盛时期，作曲修谱，造琴之事，到清兵人关也未尝停止。留传至今的明代琴谱尚有相当数量，而传世的明琴至今不可胜数，其中有成化、弘治御制的有藩王宁、郑、衡、益、潞王与崇昭王妃的;有名家手制的，如高胜、惠祥、祝公望、尹国成、冯朝阳、杨椒山、王涯仙、左光斗、萧祥生、王舜臣、金永叔、李枝、张冲和、徐嘉彦、刘师桐、宋睿、干氏、萧敬、汪士思、严天池、王昆一等。南昌和苏州还有两个斫琴世家，即南昌的涂氏和吴门的张氏，他们祖孙由嘉靖至崇祯世代制琴。此外还有些太监也造琴，如胡喜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