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孝道文化必须根据时代要求】

　　中国人有种不好的文风，只要一倡导什么东西，政府在给推崇，那么一定是尽拣好的说，现在重新拾起孝道，就有这样的明显倾向，都只宣传年轻人要如何去孝敬老人，却不提孝道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问题。

　　对于什么是孝，汉代贾谊在《新书》中有这样的定义：“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词义是“善事父母者”，两者意思基本一致。孝字上半部是老的省略，然后改个子字按在下面，许慎解释是“从子，子承老也”。这实际上交代了老与子孝之间的一种有机联系：首先，有孝则必须先有其子;其次，子大并有能力而后上承其老，然后可以事亲。也说明，这是农耕文明的思想观念，即所谓“养儿防老”。但在老早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个好”和“生男生女都是宝”的今天，养儿防老观念显然行不通了，所以如果再以某种暗示的意味来强调，可以说有在开历史倒车之嫌，丝毫没有说服力。

　　古代社会由于是农耕社会，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产力十分低下，必须依靠有更多劳力来支撑和维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包括养老伺老。那时政府基本是不管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因此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讲，大概逃脱不了自生自灭的宿命来着。

　　一切文化上层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个社会共识，因此孝道文化也应该构筑此上才能说得过去。封建或皇帝专制的时代，政府责任缺失，必然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的成员把孝道当做道德标准，人子尽孝天经地义。这是个给自己推卸责任的做法，说起来却冠冕堂皇。

　　靠天吃饭是不保险的，会经常遇到自然灾害，欠收也就属于平常事。如果再连年战乱，天下很不太平，劳动人口锐减，而政府为维持战争又加重赋税，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多口之家，假如小的小老的老，只有一两个壮劳动力给扛着，难以想象如何来很好地做到尽孝，但这么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却总被政府故意淡化。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不断强化孝道的手段，推想出孝道其实是短缺的，就像现在越是进行广泛的道德教育和宣传，就越是说明道德稀缺一样。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和经济发展，关于孝道的内涵也多多少少被赋予新意。说白了，这种行为的本质是“满足需要”，所以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孝的做法。在经济条件很差的家庭，老人最需要的孝行莫过于给予物质上的基本满足，特别是老人尚且健康，自己还能料理生活的时候，尤其需要物质上的基本满足，因为这些所需是他们在自己生活的范围内能力不能所及的。

　　在物质条件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孝行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关怀和照顾了。一首老歌《常回家看看》对此做了全面的诠释，常回家看看和一家老小团圆的需求，成为这些老人群体的主要心理安慰。

　　但不管是给予物质满足还是精神安慰，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掣肘。在人的主观意识上，想做到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可是客观条件又时常让我们感到十分为难和力不从心。从前者来说，如果生活成本连续不断地增加，但收入却老赶不上，连孩子读个好学校都感到比登天还难，想买个房子安居乐业那简直等于做梦，遇到这种局促后再让他们分水孝老，本身属于一种精神折磨。从后者来说，也关系到生活成本和物质目标的问题，他们为了抚养好下一代，为了在城市安居乐业，就必须努力而拼命地工作，但现实总是非常残酷的，今天自己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要努力去找工作，这种标语冰冷地挂在许多企业的墙头，再加上私营企业本来多缺乏基本福利保障，全社会也没有任何福利给予，以牺牲休闲快乐和精神自由的工作方式自然而然成为常态，但这肯定不是他们本意想要的。

　　今天我们却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留守老人”的悲催命运，全社会似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那些始作俑者的子女。有报道称，湖北某山村竟然有近一半的老人是非正常死亡，因为他们生病之后缺少应有的照顾和救治。有个儿子千里迢迢赶回来看一眼，然后对父亲说“你怎么还不死啊，我可是只请了4天假，要赶回去上班”这样无伦的话。但却不去追问他背后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仅仅是放大了这种个体行为折射出反孝道的悖义。

　　提倡新形势下的孝道时其实不能再照搬古代的全部内涵了，这当然是由社会结构和经济状态来决定的。社会出现高度分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配置劳力资源，使劳力资源本身发挥出更大的效应，产生巨大的成果，而政府则担当着社会分配的角色，所有过去属于家庭义务的事情都应该进入政府分配序列，这也是高度文明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社会一盘棋的大局下，城乡界限不再明显，务农和务工的分界也彻底打破，跨地区谋生在市场经济杠杆作用下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必然造成人口结构性失衡，因此，偏远地区产生太多“留守老人”村也见怪不怪。对于外出打工的男壮丁来说，通过打工赚钱而改变物质条件，然后娶妻生子，在自己喜欢的城市买房安家，培养孩子成材，属于一个普遍的初衷，然而这个目标却被无情而残酷的现实老是涂改得遥遥无期，于是自身经常难保，孩子成长也都是一些列难题，困惑之中老人却又都在变得更老，前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后面担负养老的问题旋踵而至，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将是十分致命的，因此，如果社会不但不给他们以分忧，不给他们以希望，却反而给他们通过说教和指责孝道欠缺等方式进一步施加压力，那么不仅对提倡孝道毫无裨益，相反只会造成新的社会性灾难，不是令其中一些人精神几近崩溃，就是自杀人群增加起来，工人跳楼事件频频发生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地方政府在社会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拿来得多，分配几乎为零，更遑论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了。好多村委通过卖地等收入可能账面上躺着几千万甚至多少亿，这些钱会用来把村委大楼造成宫殿，安排一些人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但要他们建造一个免费的养老机构则比登天还难。其实各地县市，也有类似问题存在，政府可以花巨资修建楼堂管所，可以大肆进行“三公消费”，唯独不肯搞福利性养老机构，所以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或乡镇，那里的养老院有政府大楼那么大，那么气派，有一二个也不过是对老房子加以稍稍改造利用，但生存维艰，日叹资金短缺，因为大多是依靠民间资本在运作的，政府基本不管其死活。

　　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来利用社会劳力资源，却用几千年前的孝道文化来主张子女负责养老，好比是拿春秋的服装来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穿，固然也可以遮羞，但毕竟显得不伦不类。孝道文化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国家分配为主，政府负责为主，个人给予必要的精神照顾和安慰，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符合人性化的系统正常运转了，才会真正落地生根，不至于空泛而不切实际，然后才有产生心灵感召影响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