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中西孝文化】

　　摘要：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中西孝文化在政治功能上、经济根源上和法律表现上存在着诸多不同，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而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甚至相互交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代际矛盾加剧，养老难问题凸显，现实呼唤我们对传统孝文化进行转换重构，以传统孝文化资源为母体，综合中西伦理文化之长，构建当代孝文化。

　　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在孝文化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但中西方孝文化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同时，也都显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

　　一、中西孝文化差异比较

　　(一)从政治角度看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而西方历史上，不仅没有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要求，也很少有政府或统治者会公开宣扬“孝道”，甚至在讲求法治的西方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甚至对于“子女必须抚养父母”都没有硬性的法律要求。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加强了对老年人的优抚，大多通过政策优惠如住房优惠，养老保险等来保障老年人权益。

　　(二)从经济角度看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小农经济，造就了她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孝文化”也就随之发展逐渐“积厚”。尽管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增长、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也会逐渐地松散，但相较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这点变化还不足以撼动中国传统的浓厚的“孝文化”地位。

　　与中国相比，西方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西方现代经济的发达水平也使得它有能力建设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比较齐全的养老院体系，尽管许多老年人会比较孤独，晚景凄凉，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习俗等束缚，他们更不愿麻烦子女，无怪乎有人说西方社会是“孩子的天堂、老人的坟墓”。

　　(三)从法律表现来看

　　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为孝文化，孝文化渗透到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是治家的秘笈也是治国的经纬。历朝统治者除了在孝伦理上大力倡导孝文化以外,更是以法律的形式、通过强制的手段推行孝文化,企图以孝来规范社会秩序,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法律打上了"孝"文化的印迹,传统法律里包含了丰富的"孝"文化内容。中国传统法律中对“孝”与“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法律的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鲜见孝文化的法律表达形式。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二、中西方孝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所以，其根本的文化差异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是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差异所致。陈独秀曾说，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统治者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家族来实行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只有齐家才能治天下。而在西方，个人本位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首要原则，这种原则倡导人的自由与平等，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父母与子女也不例外。

　　其次，是老年至上与少年至上的差异所致。在代际价值观上，中国是老年至上，西方则是少年至上。相对来说，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孝文化的熏陶下树立了应对父母尽孝的观念，这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孝道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不是个性化的产物。在传扬个性化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年轻人对传统观念批判比接受多，对父辈一味的遵从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尊重过去与老人经验的老年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重视未来与青年创造性的青年文化。

　　最后是代际整合与代际断裂的差异所致。在代际关系上，中国孝道要维护家族的延续、发展与团结稳定，必然强调代际整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和相互负责的，以孝道为基本精神;而西方文化以人的自由平等为最高价值，必然强调代际断裂，父母尊重子女的意愿和个人隐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是培养独立性格的基础。

　　所以人们说中国文化趋于依靠子女，西方文化赞同独立;中国文化敬重长者，西方文化提倡平等;中国文化的孝道以责任、义务为基础，西方文化的孝敬以自由、尊敬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尚未为所有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而西方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

　　三、结论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族制度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

　　从20世纪初以来，传统孝文化长期受到质疑和批判，孝文化的影响力不断衰减，传统孝德孝道出现断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代际矛盾加剧，养老难问题凸显，道德建设中出现一些滑坡现象。现实呼唤我们对传统孝文化进行转换重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以传统孝文化资源为母体，综合中西伦理文化之长，构建当代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也内蕴着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与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相容性，通过重构，可能转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持性资源。

　　经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神髓，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基石，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文化资源。孝德是最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道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规范，其中虽掺杂着“精致的包袱”和糟粕，但是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对解决代际问题和养老问题，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道德教化、人口繁衍和文明延续都起过积极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价值。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丁克”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回归家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时候，中国孝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少玉《传统法律里的“孝”文化述略》，《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03期 ;

　　2、曹广涛《中西“孝”文化比较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年03期 ;

　　3、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