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扼虎救父】

　　中国人对于家庭有着特殊的依恋，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微妙，如婆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等，而父子关系中的“孝”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伦理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以纵向为主，强调的是宗族、血脉的延续，所以尤为看重父子间的关系，而“孝”作为父子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原则，甚至成为了家庭伦理的核心准则。本文试着探讨“孝”这一家庭伦理的文化内涵及其对父子关系的影响，并以小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为辅助，以分析在现代生活中“孝”的含义的变化。

　　二、传统社会父子关系中的“孝”

　　在父子关系中，“孝”是对儿子这一角色的要求。在传统社会中，“孝”要求的是对于父亲权威的尊重、服从，以及传宗接代、名门显亲，为家族的繁盛兴旺做出贡献。必须说明的是，“孝”虽然是对“父”与“母”而言的，但是具体的要求是不同的。《孝经》中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对父亲的行孝既要敬，又要爱，而对母亲的行孝不要求敬，只要求爱。在本文中，笔者不对母亲的“孝”做探讨，而集中于对父亲的“孝”的研究。

　　(一)隔阂与冲突

　　由于“孝”强调的是儿子对于父亲的绝对顺从，在带来家庭关系秩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得父子之间产生冲突与隔阂。

　　《孝经》第十五章《谏诤章》中，曾参问道，“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是这样回答的，“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指出若父亲的行为不符合道义，儿子应坚持进行劝谏、制止，否则父亲就会因为不义而受到危险，遭受侮辱，这才是真正的孝道。这是儒家思想中积极、民主的，被称为《孝经》中最为闪光的部分。然而后来被“歪曲和阉割”了，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教条，强调子对父的绝对服从。

　　按照以上的分析，“孝”作为封建纲常的基本规范，是不可避免地与“儿子”的个体想法与意愿产生冲突的。“孝顺”，“孝”总是与“顺”相联系，“顺”强调了家庭的集体意识与尊卑长幼，却忽略了个体意识。费孝通曾指出在传统乡土社会，父母在孩子的抚育中有着不同的分工，母亲担负生理性抚育的责任，父亲则担任社会性抚育的责任，为了维持父亲在家庭的尊严，必须保持父子间的隔离，故家庭里往往是“严父慈母”，子女有“恋母仇父”的情节。马林诺夫斯基也曾说，“父权大部分是家庭冲突的根源，因为父权给其父亲的社会要求及其专有的权利”。《红楼梦》中宝玉与贾政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传统父子关系的一个典型。并且，父亲往往认为儿子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将自己的理想托付在儿子身上，这就难免与儿子成熟之后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发生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孝”作为一种封建家庭伦理，除了带给家庭关系以秩序外，也带给父子间以隔阂与冲突。

　　(二)不平等与沟通不畅

　　“孝”这一家庭伦理要求，实际上反映出了父子关系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父子间沟通的不畅。在传统的家庭中，父子之间较难有良好的沟通与绝对的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由父子关系放大的君臣关系中一目了然。费孝通曾将亲子间的权力关系定义为“教化权力”，并且拓展到乡土社会中长幼之间的关系。因为作为长辈的父亲比孩子有更多的生活经验，所以其获得了“教化”晚辈的权力。

　　在笔者所设计的问卷中，有一道问题是：与和您的母亲相比，您和父亲间的相互的情感交流和表达：

　　A很少B较少C一样多D较多E很多结果显示选择A与B的“儿子”超过了半数。可见，父子之间的日常交流与母子之间相比的确要少一些。

　　究其原因，除了传统孝道所赋予人们的观念根深蒂固外，笔者认为还因为“孝”不仅是对儿子的要求，也包含了社会的正统价值体系对父亲的要求。传统的孝道以宗族的利益、荣辱为出发点，作为儿子就应该要传宗接代，知书达理，有所成就，这正是父亲养育的责任所在。子不教，父之过。儿子若不孝，也是父亲角色扮演的失败。所以，背负着这样近乎沉重的社会责任，父亲无法不对儿子恩威并重，有所要求。这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也曾有过描述，“溺爱子女会受社会的贬责。这种压力逼使父权社会中当父亲的板起面孔来对付子女”。这也就使得父子关系看起来总是比其他几种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显得沉重，严肃。并且二者在价值观上也往往存在差异，沟通的结果也容易不尽人愿，几次失败之后，一定会更加难以以平等友好的方式进行沟通，也不愿再做沟通的努力，这就给父子间的交流带来了困难。

　　(三)“形式化”抑制了情感的表达需要

　　“孝”这一伦理要求，可能带来父子间关系的“形式化”，不利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与真切表达。除了以上两点外，“孝”带来的副作用还可能是父子间关系的“形式化”，僵化了父子关系。孔子在强调“孝”包含恭顺父母时，他提到“色难”，也就是在尽孝的时候，保持愉快与自愿的神色是最难的，换句话说，他要求的底限其实只是在表面上装出孝顺恭敬的样子。父子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天然的情感，那么这种封建礼教是否是抑制了其自然流露，而给它套上虚伪的模板，使得本是属于心灵的纯净情感套上了社会道义与主流的枷锁?孔子不停强调的是礼与乐，强调的是秩序是礼仪，却不顾及人真实的情感与个体间的差异。因此可见，礼乐都是表面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孝”作为其重要思想之一也是如此。在《孝经》中，提出了侍奉双亲时要有五要三戒，例如，要求在日常奉养的时候要竭尽恭敬，要表现出快乐，在办丧事的时候要极度的悲痛。在最后一章《丧亲章》中还详细地规定了如果父母逝世，孝子具体的行为，哭声必须表露出自己极度悲痛的心情，决不能产生欢愉的表情等等，形式化的倾向明显。难道对于父亲的爱与孝，一定要通过葬礼上的放声大哭来表现吗?实际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与表达情感的方式，这些所谓的“孝道”，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

　　(四)功利化色彩

　　“孝”的要求中带有功利化的色彩。如前文所述，“孝”的要求的最高境界是要成就个人事业，为父母家族带来荣誉。那么，如果不能成就事业，不能扬名立万，就不是一个孝子了么?对父亲来说，是让儿子心灵饱满、生活幸福重要，还是在物质与声望上有所成就重要呢?笔者认为，“孝”最重要的是有心，是对于父母情感的表现，是真情的呼唤，即使贫困潦倒，能将父母放在心中，一碗茶，一声问候，都是孝道;即使腰缠万贯，声名远扬，不将父母放在心中，只是给予物质上的资助，做出表面上孝顺的样子，这又能算是“孝”么?

　　所以笔者认为，将对于个人成就的要求放进“孝”的要求，忽视了人们之间最重要的情感依恋，显得功利化，这更多的是传统社会中用来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的手段，与真正的“孝”没有太大的关系。故总体来说，传统的“孝”给父子关系以一个稳定的模式，它不仅对“儿子”也对“父亲”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有利于社会文化的传承与统治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忽视了儿子作为独立主体的自主性，实际上是父子间不平等关系的体现。而且，它使得父子间原本自然和谐的亲密感情变得呆板、冰冷，更多的是给外人看的一种行为，一种外在的表现(例如守孝)，而不是真心真情的流露。它对于儿子所提出的过多成就的要求，多少显得功利，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孝”所必须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