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古的词书叫《尔雅》，意思是解释雅言以逼近正音。《辞海·雅言》：“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正文》曰：“雅言，正言也。”阮元《与郝懿行论〈尔雅〉书》中解释：“正者，虞夏商周都之地之正言……正言者，犹今官话也。”可知，雅言，即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当今之普通话。

　　雅言来自夏言。“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与楚越相对的“雅”或“夏”明显指中原。

　　商继承夏文化，周又代商，夏言可谓一脉相承。东周“雅言”以王都洛邑语音为准，往上承自周人学习殷商文字，夏起于晋南，但后来长期建都于伊洛地区，洛阳边上的偃师二里头古都遗址，考古界认为属夏文化。甲骨文虽发现于安阳，但周灭商后即于洛阳建造成周来集中殷商贵族，并在那里向他们学汉字。学汉字必须出于师授，字得一个一个学，在士族中有极其古老的代代相传的传习传统，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这样，周朝国都所在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也为洛阳标准音，就是当时全国的雅言。春秋时期孔子注重语言的规范化，他在鲁国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知，孔子当年所教学生，所读诗书以及执行典礼，均用“雅言”。可以说，孔子是最早推广普通话的人之一。周以后历代也都以中原为标准，教育与办公都要求学标准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求“书同文，言必雅”，规定以国都咸阳语言为雅言。汉代提倡用“通语”，以后各朝代都以京城语言为全国标准语言，即所谓的“官话”。实行由小学开蒙学至太学的制度，上学第一步就是认字，不能教土话，要教标准音，标准音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元朝学术界推行“天下通语”。元代统治者进北京前，就请国师西藏喇嘛八思巴创造新字拼汉语和蒙古语，所编我国第一本拼音韵书《蒙古韵略》，就是照着《平水新刊韵略》编的，这原是宋《礼部韵略》并韵改编本，所以同样以宋、金的洛阳读书音为标准。朱元璋灭元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开封，然后由山西、山东、河北、云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杂处，北京话已不是元代大都话，应是带河北味的中原官话。朱棣移都北京，提高北京官话的地位，但官话标准向北京转移则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清军进京后赶原居民于外城，旗人住内城，今天北京话是东北旗人话和北京老话合起来的，东北味很重。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北京的这三种话本有区别，官话原不同于北京土话、旗人话，后来这三种话以官话为中心结合起来，成为普通话语音的基础。雍正帝颁布上谕推广普通话，全国各地都兴建起“正音学院”，这是我国最早推广普通话的专门学校。此外，清朝还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不准送试”，这对当时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民国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当时的教育部未批准。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运动”“国语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1926年召开了“统一国语大会”，议定了北京语言为全国统一的“国音”。在“国音”基础上规定“国语”，并在全国及海内外华人中推广普及。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改“国语”为“普通话”，并对读音、词汇、语法做了明确规定，至此，普通话成为我国汉民族的通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