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该国的独特文化魅力，还取决于发达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重要媒介，是国际文化互动、交融的直接推动力。质言之，语言交换或翻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效度。而敦煌学所特有的“国际身份”，使得相关文献、著述的翻译工作在这一环节尤显重要。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敦煌文书得以重见天日，一时轰动东西方学术界。世界各国所谓学者、探险家闻讯纷至沓来，造成5万余件敦煌遗书“分处六国”的格局。日本自1909年开始敦煌学研究，1925年敦煌学者石滨纯太郎率先使用“敦煌学”，引领国际敦煌研究一时之风尚。其他诸国不甘落后，由于占有大量珍稀敦煌文献资料，加之出版条件优越，遂造成令国人痛心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敦煌学一度被视为“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敦煌学就此起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加大对敦煌藏经洞的考古发掘，由于语言、文化上的优势，加之对国外学者敦煌探险日记及相关资料的翻译整理，中国敦煌学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敦煌学进入全新历史发展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建成，一批批敦煌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专业敦煌学著述日趋完备。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和《敦煌学大辞典》已树立起20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刊物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敦煌学界依托敦煌文物文献考订、整理，已建成完整的学科体系。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加强，国内学者可获得的西方敦煌学资料缩微胶卷及高清晰文书图像成几何倍数增长，获取敦煌文书信息条件的极大改善，敦煌学迎来了全球发展的历史新际遇。由于在本土历史、文化和母语研究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学者在敦煌“胡语”文书研究之外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范景中教授在《艺术史名著译丛》总序中曾言，“翻译乃苦事，但却是传播文明最重要的方式”。敦煌学创立之初的“国际身份”时刻提醒国内敦煌学界，作为世界一流文化遗产的敦煌学文献需要世界一流的研究与保护，敦煌学肇始以来的海外研究著述需要系统译入国内，为国内敦煌学提供文献基础和范式参照。欲要重铸敦煌传奇，中国学界必须与世界各国敦煌学研究机构携手，共同促进敦煌学在全球的传播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敦煌学的传播载体，国际性敦煌学术研讨会已成为常态。敦煌学国际对话的有效展开，需要将中国敦煌学的累累成果译出去，其间自然不能缺少作为文化中间人和斡旋者的翻译界人士参与。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敦煌学研究，敦煌学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下正焕发出熠熠光芒：多国专家学者齐聚敦煌，共话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的历史新课题；47所中外高校达成《敦煌共识》，成立“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多届次国际文化产业大会的召开、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酝酿举办……敦煌再一次被推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前沿，不同文化和价值的交流与交融给敦煌和敦煌文化创造了新的机遇。

　　然而，遗憾的是，在敦煌学的蓬勃发展研究和国际对话与联系持续加强的时代语境下，社会各界尚未有明确的敦煌学翻译危机意识，敦煌学翻译研究也未能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在中国学术知刊网上输入“敦煌”“翻译”联合检索项，显示仅有13篇论文，包括5篇敦煌文献汉藏翻译研究、1篇敦煌文献汉日翻译研究、2篇敦煌文献符号翻译研究（即：壁画、音乐的解读）、4篇佛经翻译、1篇敦煌文献英文翻译报告、1篇考察敦煌莫高窟石窟文化翻译中的变译理论。翻译研究是对翻译实践的理论思索，是对特定翻译现象共性问题的对策研究，能够为未来翻译提供可资参考的标准与借鉴，并推动翻译实践走向系统、深入。从目前看来，敦煌文献翻译研究的现状，严重地滞后于时代，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反差巨大，成为一个短板。

　　在文化传统的异域体验中，“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语）！以研究中国唐诗著称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用魔术师的盒子做譬喻说，一个文化传统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他言辞恳切地倡导对文化传统的真正保护，就要让它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改变、转型。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通畅的一座关键桥梁，就是翻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翻译之于文化传承，之于敦煌学全球传播与国际对话，不仅是时代的诉求，也是对敦煌文化初义的历史回应。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集中反映。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敦煌作为历史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中心，曾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是东西方文明融合创新的结晶。要让曾经铸造过文明融合传奇的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重放光芒，加强敦煌学的翻译工作，已然成为迫切的时代命题。

　　为推动敦煌学更好的国际对话与互动，敦煌文献翻译研究力度亟待加大，以跟上现有翻译实践的需求。敦煌文献的翻译队伍需要固定化、专业化，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促成创建翻译学与敦煌学的协同创新机构，促成与国外汉学界搭建敦煌学全球传播协同机构。时代呼吁学术各界齐心协力将中国敦煌遗书文本和蔚为大观的中国敦煌学研究著述译介出去，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中国的声音响彻国际敦煌学界，让敦煌学真正参与到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洪流之中。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