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令裕（1789—？），字梅生，清朝淮安府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人，一生主要在淮安榷关、两广总督府担任文案及幕僚。早在鸦片战之前，他就睁眼看世界，开始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关注鸦片危害，撰有《记英吉利》《粤东市舶论》等著作。他认识到英国崛起构成的威胁及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巨大损害，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强国御侮主张，影响深远。

　　1821年，萧令裕应两广总督阮元邀请，离开淮安，到达广州。当时广东鸦片走私严重，屡禁不止，中外冲突不断，朝野上下出现一种“闭关罢市”的论调，主张关闭广州十三行，断绝与洋人来往。萧令裕通过调查研究，于1826年撰成《粤东市舶论》一文，对这种论调进行了全面反击。他指出，中外冲突的根源并不是对外贸易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地方官不能正确处理对外贸易，洋人、洋炮并不可怕，洋人来华的目的是求利，利益得到满足就不可能有冲突。而对外贸易是双赢的行为。经过萧令裕等人的批驳，“闭关罢市”论最终没有被当局采纳。

　　通过深入调查，萧令裕掌握了鸦片烟种植、加工、贩运、交易及吸食情况。鸦片给国民身体造成巨大损害，他比同时代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吸鸦片）日久中病，应时而食，名曰烟引（瘾），引至而不得食，则四肢颓然，涕泗交下，刻不能支，吸烟数口，精神顿回，名曰过引。引深者日须三四钱，引少者以数分计。盛年柔脆，先零何早，筋力乍衰，髓竭乃槁。此食烟之状也。”他还指出，通过鸦片走私，每年“番夷实得银千三百万元不等”，洋人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钱财。因此，他痛心疾首，大声疾呼：“鸦片流行，竭我赀财，堕我人心风俗，惰我坚甲利兵之器，职谋国是，不得不挽救力操！”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遏制鸦片走私，体现了他的先见之明。此外，针对广东田少人多粮食紧张现状，他提出以减税鼓励洋商输进大米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办法。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研究英国的著作主要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和何大庚的《英夷说》等。其中以《记英吉利》最为详细，对英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殖民活动及中英交往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记英吉利》写成于1832年，对英国社会多个方面都有真实的反映。如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此书说：“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入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关于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此书记述说：“夷性沉鸷，多巧思，所制钟表仪器，中土所重，而船炮犹至精利。……登桅照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则不及，若大如拇指，即续长其桅而楔之，益左右帆而追之，数百里之遥，一时许达矣。”关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此书记载道：“战舰逾百，胜兵十余万，号令严整，无敢退缩。或谓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而过，此所目验也”，指出英国有着强大的军事武装，同时纠正了国人对夷人腿脚不便的错误认识。此书对英国的坚船利炮还作了详尽介绍：“其国有大铳，能于两刻间连发40余次，恐涉于夸，然亦可见其概矣”，英国大炮在发射时“以铳尺量之，测远近度之，无不奇中”。为此，他提出中国一方面应当仿效英国制造先进船炮，另一方面“今英吉利铜炮，大至数十斤，无机括运用，转恐将以资敌，是在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制御之要云”。即不但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更为重要的是训练出一批能够运用这些装备并且有严明纪律的专业人才，才是当务之急。这些观点，至今仍然有价值。

　　萧令裕的《记英吉利》，不仅对英国国情有比较详尽的记述，而且见解独到，认识深刻。他指出，英国与其他夷国之间因争利而存在种种矛盾，英吉利不仅与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不和，而且与美国、法国等地“夙与仇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夷国之间的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这种“以夷伐夷”的思想，对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入研究世界史地，《记英吉利》成为他们研读的重要著作之一，并把它收录在《海国图志》第53卷，重新刊刻出版，扩大了此书的影响。后来魏源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著名主张，正是对萧令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对英国的研究与分析，萧令裕指出英国正在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希望国人和当政者对英国的可能侵略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萧令裕对东南海防休戚安危深表忧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断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包世臣《答萧梅生书》），反映了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不幸果然被他言中，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而且江浙成了英军的突破口，显示出萧令裕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