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西方国家教养贫民方法的优越，冯桂芬撰写的《收贫民议》一文，最早明确提出了“教养并重”的观点。他主张“饬郡县普建善堂”“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堂、读书室、严教室”，对各类贫民施以不同的教养，尤其对青壮年“教之耕田、治圃及技艺”，以传授谋生技能为主。文章中他还专门将妓女列入救助对象，提出设立化良局、教授纺织等技能的主张。此后，杨然青、郑观应等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杨然青在《论泰西善堂及英国赈济人数》文中指出，“西方善堂法良意美，而其规制不外乎教工艺、严部勒、洁居室、别勤惰而已”，“教工艺”是其强调的重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主张广立善堂，教习工艺，“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草鞋等手艺。光绪初年，江南士绅在办理“丁戊奇荒”义赈过程中，开始增加对灾民教以生计的内容，在青州设抚教局，对救助灾民“就其资质之高下，分别教以读书习艺”。义赈结束后，江南士绅在天津创设广仁堂，设敬节、慈幼、蒙养、工艺、力田、戒烟六所，办理育婴、恤嫠、义学、施医、施药、戒烟、施棺等事务，并收养无业小童，教以工艺，织有藤器，刻有善书出售。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京师粥厂改设教养局并附设习艺所，收养16岁至40岁的流民和已经结案的轻罪犯人，教习织布、织毯、织带、编筐等项技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继江西首设工艺院后，北京开办了工艺局，上海设立了劝工所，“意在收禁游惰，教养兼施”。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天津草场庵开设教养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成为直隶兴办工艺之始。保定习艺所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在西南城根丰备仓地址盖房兴建，聘请日本人为教习，教授贫民习艺。

　　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即“必须衣食先于教诲督责，出于优容去其旧染之污，复其固有之善，先入迁善所数日，察其性情材质，再发工厂肆业，养劝兼施，系图观感”。

　　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救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例如冯桂芬所倡导的妓女教养机构开始付诸实践，清末最早的“济良所”在上海成立。该所制定了完备的章程，在收养妓女的同时，教之以谋生技能，读书识字，甚至在出所时为之选择婚配。此后，北京、天津等地也纷纷仿照上海创办了济良所。1906年成立的天津济良所的收养对象远超过妓女，还包括“教演女戏，或诱拐贩卖来历不明，或年至二十五岁而领家勒掯不令从良，或非理凌虐”的女戏子、被拐卖妇女、被虐待的妇女和婢女等。

　　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编绒等七科手艺。江西工艺院在教授传统手工技艺同时，兼备各种人力小机器多架，更以工师教之以广生业。北京工艺局在教授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等技艺的同时，有英文学堂、格致学堂，提出良家子弟暨聪颖学徒教以英文、格致诸学，还购备蒙学、白话、工艺、商务等各种报纸，随时宣讲。

　　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婴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婴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婴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末已有很大的不同。

　　“教养并重”理念及其实践，不仅拓展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内涵，也使慈善组织的日常事务从原有的以“养”为主，逐步趋向于“教”“养”并重，实现了从单一性向综合性转变，综合类善堂日益成为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