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灿若星辰的学者群体中，朱彝尊以“博综”著称，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作为其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一书在编撰旨趣和编撰实践上不仅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思想之个性，又与彼时学术风气紧密关联：“以诗存史”观念呼应着清初史学的建设，“宗经”“重学”“博综”“致用”等旨趣则反映出明末清初学术以“批判”和“承续”为特征的学风趋向。

　　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应“博学鸿词科”之试，以一等录取，授官翰林院检讨，充《明史》修纂官，后因私自携小吏入史馆抄书被弹劾降职，未能继续参与修史。《明诗综》的编撰，是其史学编纂思想的另一种实践。在《明诗综》自序中，他明确指出此书编撰目的在于“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明诗综》虽非史书，但是因为入选诗人和诗作条目中有朱彝尊撰写的诗人小传和诗话，所以很多史料得以保存，史实如卷六十三谭清海条选录有谭清海在明穆宗时议礼所上《三大礼疏》，“《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制度如卷八十三太庙时享、太学释奠、雩祀、升祔等条目对明代的国家祭祀仪式有细致的记载。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相比较，《明诗综》更为注重对明末党锢之士、抗清诸臣以及遗民诗人所作诗歌和生平事迹的收录和采集。在《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中，朱彝尊对自己这种有意而为的“存史”实践作了说明：“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诠次稍详，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若启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之，非宽于近代也。”

　　对“诗”与“史”关系的探讨，是清初文人学者的重要话题之一。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说：“诗可以正史之伪”。屈大均《东莞诗集序》指出：“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自序中申明其借诗以存史的编撰旨趣：“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以诗补史”：“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万履安先生诗序》）

　　明亡以后，遗民学者以“存国史”为“后死之责”，史学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黄宗羲在其所撰《董守谕墓志铭》中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也是清初遗民学者的普遍观念。因此，私家史述成为他们对抗官方政治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黄宗羲认为：“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意在彰显遗民学者对于史学的参与和建设。朱彝尊曾比较官修与私家史述，认为“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以诗存史”这一观念可以说是清初遗民学者对于史学范畴的一种刻意延展。遗民学者自觉的历史撰述意识以及对于“诗”与“史”关系的思考，以求真和征实为治史标准，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方面参与着清初史学的建设。

　　从钱谦益“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见解的提出，经过顾炎武以“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加以发展，到费密表彰汉儒经说，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以经学取代理学，回归汉儒，已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所向。黄宗羲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朱彝尊在学术思想上，也是主张以经学为根本，他明确指出：“然后知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经义考》一书的编撰则是其“宗经”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一观念同样反映在《明诗综》中，对于沉潜六经的学者王樵的诗作，朱彝尊有“实获我心也”的感慨：“方麓研心著书，自言六经毕其四。诗特游艺，然清婉轶伦，当《甔甀》《太函》《白榆》《澹思》叫嚣之会，乃闻此雅韵，实获我心也”。

　　清初学者对于明人“不学”的批评，几乎众口一词。顾炎武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批评晚明颇有影响的竟陵派：“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朱彝尊同样从诗文创作的层面对明人“不学”以致空疏浅薄提出批判：“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宋濂、方孝孺、胡应麟、方以智等人，虽不擅长于诗，但学有根柢，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对他们称扬有加，而于李梦阳、薛应旂等人，朱彝尊则或视其浅薄，或责其孤陋。“重学”作为一种批评倾向具体表现在《明诗综》的编撰中。

　　王国维在评价清代学术时曾说：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清初学术承续了明代学者对于综合和统贯的重视以及“嗜大”的学风。就儒学而言，明末大儒刘宗周就一再批评俗学的“支离”，强调谱系和统综的学术体系，孙奇逢、方以智、黄道周等人，更是注重学问的“会通”。李时珍《本草纲目》、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等著述，体现了明代学者对于“博”和“大”的追求。清初学者治学以“博学于文”为风尚，对经史百家之说皆有广泛的涉猎。以黄宗羲为例，他不仅在史学、经学方面卓有成就，对于天文、地理、历算、数学等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朱彝尊本人崇尚“博学”，他的学术研究亦以“博综”著称，沈德潜说：“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许之。”《明诗综》以甄综有明一代诗人诗作为宗旨，体例结构皆与正史修纂的宏观布局相一致，在具体编撰实践上体现出“博综”的学术旨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经世致用”思潮极盛于清初，而其兴起，则早在明代万历中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明确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其后，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等人进一步将经世致用思潮向前推进。清初倡导“经世致用”最为突出者，当推黄宗羲与顾炎武，黄宗羲所撰《明夷待访录》被后世学者推许为“经世实录”，顾炎武写作《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着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朱彝尊的嗣父朱茂晖，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复社“复古致用”的理论主张对朱彝尊学术思想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游幕四方之时，朱彝尊又与顾炎武等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交游颇多。朱彝尊认为，君子之学须见诸行事：“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学，投荒裔、御大敌，平大难，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传》所称三不朽者，盖兼有之。世儒讲学率寓之空言，先生则见诸行事者也。”他所撰述的《日下旧闻》、与曹寅合纂的《两淮盐荚书》等都是致用观念的实践。《明诗综》旨在“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其中对于顾炎武、黄宗羲以及几社、复社、应社诸君子的评价，都可见朱彝尊对于经世致用观念的认同。

　　朱彝尊《明诗综》一书的编撰带有明末清初学风的深刻印记，与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述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积极构建着清代学术的起点，成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