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不仅是宋代理学家阐发义理的主要文本，也是礼学著作。“中”原本是上古帝王行礼的重要法则，后来孔子将“中”与“庸”并提，把“中庸”视为一种高尚的德行。子思著《中庸》深入阐发孔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并以“诚”作为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枢纽。汉唐注疏中的《中庸》诠释，均着眼于人君的德行修养，宣扬的是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精神；宋代的《中庸》诠释则吸收佛老的性理之学，着力阐发新的礼义，强调士大夫群体从下而上的自我修养。宋儒所探究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理，并非空谈心性，而仍立足于传统的礼乐精神。朱熹的中和新说，以心统和性情，充分整合了“礼本诸人情”“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情出于性”的礼意。程朱阐发的主敬涵养的修养工夫，正是对“毋不敬”“礼主于敬”等礼之精神的发扬。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