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假手学者缪荃孙编了一本目录学书《书目答问》。书成之后,“翻印重雕,不下数十馀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近人范希曾语)这本书的后面附录了张之洞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张氏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强调:“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光绪初年还没有“国学”的说法。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等从日本引进“国学”一词,已经是光绪末年的事了。张岱年说:“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中华书局“国学入门丛书”序,2002年12月)

　　张岱年把“文字学”归入词章之学,我不知道他是笔误,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学术分类中,“文字学”又名“小学”,而“小学”都是隶属于“经学”中的。即使经学中也涵括了《诗经》,但在重“诗教”的儒家的眼里,连《诗经》都只不过是政治教材而非文学读本,更何况以讲字形、字义和字音为指归的“文字学”,怎么能阑入“词章”中去呢?张岱年先生腹笥充盈、学养深厚,所以我相信这可能是他的笔误。

　　除了上述我的怀疑,张岱年先生对“国学”的概述,可称简明精练,确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张之洞那段话的理解。

　　3年前,我在一篇悼念朱季海先生的文章里曾提到:“国学”的研究,在章黄学派的学术理念中,不仅指中国传统文献的内容范畴,如经、史、子、集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而且也指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献作为内容的载体,它在历史的流变中,会有无法抗拒的“失真”。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要还原文本,使它回到彼时彼地实际记录的“本真”,只有这样,内容的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向壁虚造,就是“六经注我”,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传统文献还原文本的研究方法,章黄学派最看重乾嘉以来总结完善的考据学(朴学)。其理论结晶,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人称之为“小学”——一种最基本的学术训练。比如段玉裁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序》)这里隐含的道理就是,要研究古人的思想,先得认识古人写的字、读出它的音、弄明白它的意思——那是古人的书面语言。就像你不能听懂人家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说了什么。

　　虽然这是我多年的绩学心得,但在道理上和张之洞的那段话并无不同,所以不能算是我的发明。

　　有的书上说,“国学”的概念有广、狭两种意思。广义的国学对应了经、史、子、集的全部内容,狭义的国学即指“小学”,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学”(含音韵学、训诂学)。尽管过去我们常从一些老先生口中听到说某人国学功底好,实际上是说某人“小学”功底扎实。但我还是认为,“小学”之于“国学”,犹如数学之于理化天文等其他学科,是基础,是根柢——它们都在理学的范围内。

　　至于说为什么“小学”就是“文字学”?《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六书”是研究文字的学问,这就是其“小学”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