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古籍】

　　岁末年初，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黎泽潮《〈因话录〉校笺》抄袭事件引起学界哗然。人们在谴责抄袭者学术失范的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出版社：为何一部错误频出的书能够顺利出版?出版古籍类图书，编辑、出版社是否应该具备古籍出版的专业资质?还有学者呼吁，古籍整理专业性较强，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出台古籍整理出版的规范，一方面便于编辑、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操作执行，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判断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准。

　　从两家半到遍地开花

　　古籍出版繁荣背后有隐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专业从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有“两家半”之说。“两家”是指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半家”则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其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进入古籍出版领域。截至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理事单位已增至35家。实际上，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远不止这35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少非古籍社将业务拓展到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有的还将古籍包装成豪华的礼品书推向市场。而一些古籍社的情况恰好相反，由于学术类古籍读者面较小，利润有限，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古籍图书数量不断下降，转而更多地出版教材教辅。

　　“有人认为，古籍属于公版书，出版社没有稿费成本，利润空间很大。其实，规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项繁难的学术工作，为整理者支付的稿费成本是比较高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有些涌入古籍出版领域的出版机构，其实并不具备古籍编辑出版的能力。

　　“现在有人提出古籍出版准入制度，让不具备资质的出版社退出古籍出版领域，我是很纠结的。”虽然身处中国最老牌的古籍社，但顾青并不认为只有古籍社才能出版古籍，“把古籍整理交给具备编辑能力的出版社，避免质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图书出现在市场上，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噎废食。把所有古籍集中到几家出版社出版，是不现实的，毕竟古籍社没有那么大的编辑力量，而且也不利于文化繁荣。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把具有资料价值、文献价值的古籍进行出版、传播。”

　　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出版社的出版领域曾经有一定的分工，像商务印书馆以出版辞书、译著为主，中华书局主要出版古籍、传统文化类图书，此外还有文艺社、科技社等专业出版社。但在如今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优胜劣汰，让读者的购买选择把那些图书质量差、不符合学术要求的出版社逐渐淘汰出古籍出版领域。

　　顾青建议不具备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与古籍社合作的方式，将古籍整理资源和策划、营销资源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古籍出版。

　　从乾嘉学派到现代学术

　　古籍整理需要新规范

　　纠结于古籍出版准入的顾青，对于支持对古籍整理出版进行规范的态度却十分鲜明。事实上，中华书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编写出《古籍整理规范手册(征求意见稿)》。

　　“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但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学术规范，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并不一定十分合用。在古籍整理领域，清代乾嘉学者通过长期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然而，今天也有古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比如新式标点，比如影印。”刘石同样认为，推出古籍整理出版规范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