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旧照】

    原标题：陈独秀如何让国人反省传统文化：讨论女性问题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恰逢《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本报特推出《重读》栏目，陆续刊登系列文章。今天的开篇之作是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孙郁老师的文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回顾了《新青年》上当年那场著名的论争。

　　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到内发的热度。

　　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作家马克斯·欧瑞的随笔，讨论女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借此文想引起国人内省。他还翻译了美国的国歌，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译作骚体意味颇浓，留下的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不久就显示出自己特别的文风，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的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单纯，多见新思。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在讨论文学现象，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青年胡适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这样的理念，与形而上学不同，乃中国文人最缺失的所在。但陈独秀与之正好相反，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验的东西是凝重的。胡适思考文学规律，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他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者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流行的观念。因为旧式的表达多有伪饰地方，还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民初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他觉得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应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古文的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

　　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是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觉得这个分类有些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看得出有很大的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的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心口一致。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在里，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专门批评过《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里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要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过于干枯，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语言简单理解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囿。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化了。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流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

　　与胡适不同的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还不能停留于此，胡适的根底还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那种洞世的目光在笔端闪闪发光。这样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写出来，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象。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微缩的一个判断，把它微缩到一个画面里面，很有冲击力。

　　他不满于魏晋以来雕琢阿谀的铺张文学，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社会化，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但文学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杂，它具有无限种可能。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可能，南社文人的写作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胡适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以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似乎就有一点霸道的意味。他的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钱玄同*朱希祖*刘半农*傅斯年

　　呼应陈氏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参与其间。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这里，钱玄同最为热情，对旧文学大骂不已，颇为冲动，有些甚至过于偏颇。他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白话小说》等文中，不断抨击旧的文学。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为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慢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

　　这样的话，显然过激。倒是朱希祖这样的人说话平和。他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绫罗绸缎。朱先生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慨叹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难于直说。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的简短，句语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灯谜式的，也有像歇后语似的，娇柔做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戏，戴了假面具一样。他说白话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一览无余了。

　　胡适谈论此类问题，还比较含蓄，锋芒是内敛，他许多没有说出的话，倒是被刘半农所言及了：

　　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这种人我实在没有功夫同他说话。其能脱却这窠臼，而专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多走错了路头。如明明是贪名受利的荒伧，却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处于青年有为的地位，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作出许多极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康有为作《开岁忽六十》一诗，长至二百五十韵，自以为前无古人，报纸杂志，传载极广。据我看来，即置字句不通，押韵之牵强于不问，单就全诗命意而论，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摆阔。胡适之先生说，仿古文章，便做到极好，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逼真赝鼎”。我说此等没有价值诗，尚无进古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载《新青年》三卷五号)

　　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所认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著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说：

　　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艰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语之上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