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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长安街读书会朱偲：弘扬传统文化应注重经世致用

　　弘扬传统文化应注重经世致用——长安街读书会会员原创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上刮起了阵阵“国学风”。放眼各种媒体，不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立体媒体，抑或是网络媒体，关于国学的论述和报道随处可见。从大学讲座到企业沙龙，国学也成为各种讲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学“老课本”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层出不穷的国学“神童”也时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有人甚至提出国学应该从娃娃抓起。

　　何谓国学?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指出的，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挟其船坚炮利而来的西方殖民者，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强敌，故而步入迟暮的晚清帝国节节失利。在这种强邻逼出之下，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与此相伴，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尽管有着不断有人为国学呐喊，为国故招魂，但面对有着坚船利炮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国学似乎缺乏招架之力，步步退缩，从“中体中用”，到“中体西用”，再到“西体中用”，以致到最后“西体西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个占社会主流的文化蜕化为一个几乎在当代社会无足轻重的一个角色，从一个“活着的传统”成为一个摆设。

　　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西方中心论”开始部分得到纠正，西方学者也开始更加认真和宽容的对待东方。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更是有利的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束缚，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传统文化逐渐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国学经典成为摆在白领们案头的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和热门读物。有人利用国学经典为所谓“东方式”管理张本，“半部论语治企业”，有人将国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灵鸡汤，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国学热似乎也具有了一些现代消费主义色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当前的社会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并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接见贵州代表团时提到，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并进而指出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作为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所思所行对于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众所周知，王学兴起自以后就对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王学在近世历史上占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王学历史上有两个令人称道之处，一个就是王阳明的事功，另一个则是刘宗周的气节，所以即使在清前期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很多王阳明学派的批评者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相对于之前的儒学宗师，如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游事齐梁，被目为迂阔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外王之学并没有体现为事功。而王阳明因为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被封为新建伯，在隆庆年间进而加封新建候，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

　　不同于一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哪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明末钱谦益哪些临难却嫌“水太凉”而最终投入新朝廷怀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众所周知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才能，在策论中详细列出了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得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另外，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目睹明末士大夫清谈误国，导致“神州板荡、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之后，感慨得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顾炎武给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如何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结合当代之急务，对于当世中国和世界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恢弘经世之术，或许是我们在重新挖掘传统文化时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