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做客海外网金台沙龙

　　日前，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出席海外网“金台沙龙”活动，并接受海外网专访，就台海两岸的传统文化教育发表了看法。

　　对于两岸国学教育的异同，于丹表示，在她看来，台湾的国学教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价值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她举例说，台湾国学的“存在感”并不是简单体现在课本的教材选用上，而是从台北的三条主干道“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罗大佑的歌里面唱得好，‘走在忠孝东路上’”，台湾人每天就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把“忠孝、仁爱、信义”这些字眼挂在嘴上的。在台湾，国学不是人生一个阶段，为了考试放在课本里的学科，而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原则。”

　　在于丹看来，大陆更多的是把国学看成一个学科，而非一种观念，认为“背了多少首诗、多少古文，国学就过关了”。但事实上“国学是一种人文理念。对国要忠，对亲要孝，这是一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君子以诚信立身，讲的是我们如何修身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国学教育作为一种价值教育，作为我们终身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两岸教材的异同，于丹表示，台湾的国学教育，更有系统性、统筹性，脉络更加清晰。在台湾高中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有《国学概论》这样的总括性课本，也有全本的《四书》、《国策》、《左传》、《老子》这些包含了“经史子集”的基本经典；从形式上，不仅有诗歌，也有像李斯《谏逐客书》这样的散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于丹认为，在过去，国学经典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存在，而是“忠臣死士”们用来议论国政的，远超过“几首古诗，几篇散文”。而这些文本中也存在着内在联系，很多命题在先后出世的文本中被反复探讨，如《论语》中讨论的“仁义礼智”，在从《孟子》到王阳明的后代学人作品中都有呼应。台湾国学教材中通过文章的选取，反映了比较完整的国学思想体系，这对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脉络很有利。相比之下，我们的教材选取的文章还不够体系化，缺乏这种梳理。

　　于丹还谈到了台湾教科书中古文增减的“风波”。她说，台湾一向重视古文、传统文化教育，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推行“去中国化”，古文一度被削减至45%左右，08年马英九的上台，又重新把古文的比重提高到65%。而且，在考试中，古文一般都占到一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有人说，中国因为文革等原因，造成文化断裂、信仰缺失，而国学复兴恰恰能够对此有所裨益。于丹以“一个站在自己文化废墟上的民族，是不被祝福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她说，近代以来，大陆曾经经历过文革、“批林批孔”等运动，台湾在“二二八”之后也对日本殖民文化进行过清算，所以两岸都曾出现对过去文化质疑、取舍的文化运动，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是采取完全颠覆，还是扬弃，关键在于能否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

　　于丹表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就像我们对于自己家庭的态度。尽管我们都经历过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但只要文化的根性还在，我们还是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保持一份信心与温情，在扬弃了历史造成的局限之后，对传统加以继承，形成一份民族的文化默契，这样才能真正地接续未来。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与国学大师钱穆曾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提出“对本国史保有一份温情”是一脉相承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视角。（文/王少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