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今古文注疏》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

　　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

　　一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着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和与时俱进的最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然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

　　二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诸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之于中国文化诸元素的构成贡献巨大。《尚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密切相关。历代对《尚书》文本连续不断的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