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三代以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祖上都是农民。将近两千年来，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中华民族依赖小农经济养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语道破：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之中。 

　　但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小农经济。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初期，中国的城市工商业相当发达。如果一直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未尝不会出现类似古代希腊那样的城邦文化。历史的洪流在汉代转了一个大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中国在汉代才出现了独特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生产模式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人口总额至少翻了一番，或许翻了两番。在一些核心地区，人口压力逐渐凸显。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迁移，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然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像贾谊、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打击商业。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算缗”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于是，汉武帝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所谓“告缗”，就是鼓励群众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一旦被告发，这些商贾的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这场“告缗”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富人们不敢再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转而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属于征税对象。加之商业税严苛、农业税优惠，这更鼓励商人们投资土地。这导致土地价格上扬，普通农户无力购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缗令”是一个来自经济系统之外的外部冲击。经济系统遇到外部冲击自然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但逐渐会调整回去。若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小农经济，很可能跟种植本土农作物需要的技术有关。为种植禾谷，中国农民在农活上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超过了播种和收获时所需的劳动和时间之和，种稻亦然。 

　　中国从汉代开始出现了精耕细作、重商的小农经济，这一转型肇始于政策的剧烈冲击，但归根到底，是在中国独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做出的一种最优选择。一旦走上了这条演进的道路，历史就从此景色大异。两千年一弹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