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三国诸葛亮深通读书之道，不仅好学，而且善学，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谋”。 

　　诸葛亮的读书法，对今人亦有裨益。诸葛亮读书只“观其大略”。 

　　诸葛亮隐居荆州隆中之时，与颖州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是好友，并一起拜师游学。 

　　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人读书学习“务于精熟”。曾经“走马荐诸葛”的徐庶则折节学问，“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目的为求得“义理精熟”。 

　　而诸葛亮读书却与诸生不同，他是“独观其大略”。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概，撷取精华，掌握其实质。 

　　诸葛亮读书也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而是正常地作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他对好友们说：“你们几位从政可以做到刺史、郡守。” 

　　三人反问诸葛亮“仕途”如何，诸葛亮“笑而不答”。后来事实证明，读书务求“精熟”的石广元、徐庶、孟公威等人，也的确只做到刺史、郡守，而读书务求大略、得其精髓的诸葛亮则成为一代贤相。 

　　“会意”读书法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 

　　他在《无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实际上，他追求的是读书会意，着重领会书中深含的旨意，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八面受敌”读书法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中就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 

　　苏轼在信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意思是说，好书就像知识的海洋，内容丰富。 

　　那么，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只就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它的目标或问题。 

　　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苏轼自己就是这样来读《汉书》的，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 

　　数遍之后，苏轼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 

　　陈善： 

　　“入书出书”读书法 

　　南宋人陈善著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 

　　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 

　　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 

　　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既要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精当”读书法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 

　　他说：“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多”，“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实际上，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多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读中得到的知识去联系新知识，围绕一个课题深入下去。 

　　读书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麻;读书求精不求多，才能读到书里去，抓住要领，但不等于深刻理解及全部掌握。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与“研”，因为书中的“微言精义”所包含的丰富深邃的内涵，往往是“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不知所穷”。 

　　在精读中，郑板桥还比较注意“问”。他认为“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今人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尔”。 

　　“计字日诵”读书法 　

　　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计字日诵”读书法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归纳而成。 

　　他曾经精选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总字数为455,865个字，然后规定每天熟读300字，用三年半时间全部熟读完毕。每天背诵150字，只要七年时间就背熟了。 

　　他说：“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 

　　的确，这样日积月累，一部部的书籍就被他背熟了。 

　　这种每日定量计字，细水长流，集腋成裘，在欧阳修的亲身实践中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三余”读书法 

　　　汉代的著名学者董遇很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 

　　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 

　　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 

　　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 

　　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 

　　抓住这三种空余时间用来读书，肯定会有收效。 

　　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节奏有很大的差别，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七焚”读书法  

　　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读书法强调读写并用，强调“眼到、手到、心到”。他的读书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 

　　第二步，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 

　　第三步，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 

　　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 

　　张溥藉此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三读”读书法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很会读书，也很讲究读书方法。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游戏法”。 

　　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 

　　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 

　　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同朗读的有出入，马上查书，立即纠正，再复读几遍。 

　　顾炎武读书总是要动手抄录的，这种学习时既动口，又动手、动脑的学习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读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