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苏州玉】

　　苏州玉雕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起，这里就善于治玉。及至晚唐至明清，苏州玉工已是全国闻名。上世纪60~70年代，苏州玉雕在继承传统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苏玉”风格，玉雕技艺更是达到了新的水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由于国际市场的变化、计划经济的转型，苏州玉雕行业落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但经过改制，再度崛起的苏州玉雕行业又焕发出新的光焰，三十年间这一巨大变化，预示着苏州玉雕和其他工艺美术行业将沿着全新的轨道向前发展，也显示了改革开放为工艺美术繁荣所增添的活力。

　　一、古代“苏帮”玉的优秀传统

　　苏州邻近太湖一带的原始文化，考古学上确定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崧泽文化的吴县草鞋山、张陵山遗址都出土过玉玦、玉璜等装饰品。到良渚文化时期，玉器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物质创造，在北至江南岸、南至杭州湾的广大地域，包括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在内的苏州地区都曾出土过精美的玉雕工艺品，这时的玉器不仅有装饰品，更多的是标志王权、神权的象征物，工艺之精使人叹为观止。这就为江浙地区发展琢玉工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有地质专家对苏州一带良渚文化玉器的材质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大部分是真玉中的软玉，而同类玉石的矿脉1984年在江苏溧阳小梅岭已有发现，“确认了良渚文化时期玉料采掘系就地取材。”

　　此后的春秋时期，吴国建都苏城，王室贵族对玉器等高档用品的需求刺激了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从苏州出土的王室用玉璜可见，当时的玉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从文献看，先秦时期中原已能鉴别真玉与假玉，并以此区别用玉的等级。地处吴越的诸侯国同样有等级制度，鉴别真玉与假玉的能力必不低于中原。

　　汉唐时期苏州经济地位日渐上升，宋廷南渡进一步繁荣了江南经济，文化产业也蒸蒸日上，苏州的琢玉行业随之而兴旺。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就有五代广陵王钱元璙令吴郡玉工颜规于王府便厅解玉的记载。明代起，苏州终于成为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明代中期以来，苏州号称“江南首都”，不但生活奢华，而且引领时尚潮流，玉器等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度振兴，致使苏州的玉工人才辈山，如贺四、刘谂、王小溪、陆子刚等的技艺都名震京师，尤其是陆子刚，在民间玉工行业中，被奉为鼻祖。在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上，更有“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之说，可见此时苏州玉工的技艺水平已跃居国内前列。至今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还藏有陆子刚的玉雕作品。

　　清代前期，苏州几乎未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仍然一派繁荣景象，这从乾隆时期宫廷画家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中可见一斑。此时，苏州琢玉业同样如日东升，其技艺风格还播扬京师。乾隆年间，宫廷设《琢玉馆》，召苏州玉工去京为宫廷制作玉器，以后这些玉工就在北京安家落户。据称以前北京前门外一带的玉工大都是苏州藉或苏州藉玉工传授的门徒，由此形成“苏帮”玉工和玉器，而且声名远播，饮誉四海。

　　苏州的琢玉工艺的生产规模，在清代达到历史上的盛期。仅在城里，从阊门内的专诸巷、天库前、周王庙弄，宝林寺前，向南达王枢密巷、石塔头回龙阁、梵门桥弄、学士街直到剪金桥巷，玉器作坊比邻而立，一度多达八百三十余户，到处可闻一片“沙沙”的车玉声。而阊门吊桥两侧的玉市更是担摊鳞次，铺肆栉比，所以至今老年人还习惯把吊桥叫做“玉器桥”。琢玉行业视周宣王为祖师，所以琢玉行业的行会设在周王庙。据传阴历九月十三是周宣王生日，所以每年阴历九月十三至十六，周王庙都要举办庙会，工匠、业主要来揖拜祭祀祖师，全城大小近千家作坊都要拿自己最精心的杰作作为祭祀的供品去陈列。届时，同业相互观摩，各路客商也云集来苏洽谈业务，而市民们更是前来观看，热闹异常。这种现象在全国玉雕行业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苏州所用的玉材，在清道光之前多用新疆和阗产的白玉，产品有磐、如意炉、瓶以及麻姑、寿星、观音等陈设品，也有珮、环、簪、镯以及挖花玉片之类。同治以后，缅甸的翡翠大量输入，更丰富了玉器的品种，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欧美、澳洲及南洋等地。光绪末年，和阗玉中断，遂改为东北产的新山玉材，产品以平面挖花的玉片为主，然后批给上海嵌在家具、首饰上。

　　所谓“苏帮”，以特殊的工艺和艺术风格见长。“如清末的宋姓玉工以平面浅刻见长，主要特点是玉片上不打眼、不设边线，直接用线错和线锯工具任意琢刻，行话称‘外格进’，特别具有空灵飘逸之感。苏帮玉片图案造型丰满，虚实、向背呼应、对称，艺术风格是在细巧之中见浑厚、拙朴。这种风格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产品以立雕摆件为主以后才渐渐有所改变。”

　　二、计划经济对玉雕业是“双刃剑”

　　清末民初直到解放前夕，苏州玉雕行业面临原料稀少、产品滞销、工人失业，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在解放初的经济恢复时期，苏州玉雕行业才逐步复苏。据1950年工商登记，玉雕作坊仅6户、71人，年产值7.81万元。1956年政府把已流散的老艺人寻找回来，办起了玉石雕刻生产合作社，生产玉石图章、玉石台灯座、玉花片、翡翠小件。同时有4人制作玉雕摆件，全年生产炉瓶、玉洗、仕女22件，价值8300元。1958年，合作社改为玉石雕刻厂，到1960年，玉雕技术人员达到67人。上世纪60年代收艺徒50余人。经过文革的混乱，1979年玉雕厂恢复了传统产品生产，年产值168.95万元。到1985年，全厂职工392人，产值242.42万元，自营销售额350.09万元。

　　此时玉雕厂还成为对外开放单位，经常接待海外来苏旅游观光的外宾，产品也主要通过外贸出口。随着业务量的增大，玉雕厂还在光福一带发展外发加工，并逐渐办起了联营厂，一时产销两旺。至上世纪80午代，玉雕厂已发展到四百余职工的规模，加上光福、东渚、八坼等加工点，全市从业人员有500~550人。1978~1979年产值50~160万。此后，每年按5%~10%的幅度增长。到1989年产值接近400万，利润40万。然而，解放后的苏州玉雕生产始终处在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这种体制既有优势，也带来一些致命的弊病。今天，我们完全用批判的眼光去评价计划经济不一定公平，因为它是历史的产物，有时代的特征，也作出过贡献，但要说明经济体制变化的结果就必须从两方面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利弊。

　　首先，计划经济几乎完全控制了玉雕生产。解放初，已陷入困境的琢玉工匠只能依靠政府的组织才能解决原料、加工、销售等问题。60年代以后的计划经济高度发展时期，玉器生产完全陷入了“计划”的控制之中。当时90%的玉器是外销，多数产品由外贸公司定点生产，或由外贸公司定点采购，甚至带材料上门加工。不仅如此，80~90%的原料也是按轻工部下达的计划采购，不足的10~20%可向沪、京等地配额多的工厂购买。从原料到销路的控制，使企业只要按质按量完成指标，基本上不需要竞争。

　　其次，计划经济可以保证企业生存，但难以促进企业推出精品。玉雕行业用料高低与产品档次是正相关的。根据配额，苏州玉雕厂每年耗费85吨玉材，其中不到10吨是高档材料，多数用岫玉这样的低档材料，产品的档次自然不会太高，品种比较单调。为迎合国外市场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玉器品种主要是立雕摆件，包括炉瓶、仕女人物、花鸟、走兽，其他还有与首饰盒配套的用于出口的漏雕花片，年产达数十万件。80年代后期因为出口需求的降低花片逐渐减少。上世纪60年代，在沪、京、扬(州)、苏几个主要玉器产地中，有优秀传统的苏州玉工反而技艺偏低，而上海玉工的技艺最好。

　　第三，由于产品价格也受计划经济的控制，工人工资微薄，工人积极性普遍不高。苏州玉雕厂上世纪80年代工人平均工资40元/月，也就是平均每个工作日收入1.28元。

　　另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工厂有相对集中的财力人力，有利于技术革新。以工具为例。上世纪60年代前玉工普遍使用脚踏玉雕机：1962年开始到70~80年代使用双人低速玉雕机;80年代开始使用12000转的高速玉雕机，功效比低速玉雕机提高3倍以上。

　　同时，集体所有制工厂比较重视人才培养。如上世纪60年代，苏州玉雕厂曾派玉雕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上海玉雕厂轮流培训，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水平。此外，为培养人才不惜“料就工”，也就是在玉料价廉的前提下，不惜加大用工量，客观上锻炼了玉工的技艺。当时密玉5元/公斤;新山玉23元/公斤;加拿大碧玉、芙蓉石27元/公斤;青金229元/公斤;白玉500元/公斤;黄玉3元/公斤。一件十公斤的玉料，雕刻后可能只剩几公斤，雕工之大可想而知。如杨曦80年代的作品《火焰山》因工大而显得十分空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各个行业，外贸市场风云突变，玉料行情也涨势凶险，玉雕行业开始面临困境，计划生产缺额高达25%。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苏州玉雕厂曾采取自设旅游经销点和外旅游经销点、代销点等措施，补足了25%的生产缺额。然而好景不长，苏州玉雕厂终于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临改制，苏州玉雕行业开始脱胎换骨的历程。

　　三、市场经济给玉雕业带来新的活力

　　经过体制改革的阵痛，苏州玉雕业没有衰败，反而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不是某个人在力挽狂澜，而是苏州玉雕业适应了体制由集体所有向民营与个体结合的变化：市场由外销向内销的变化;经营由计划销向坊店结合灵活销售的变化;产品由仿古一派向多种风格的变化……。种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民营和个体经营已成为玉器生产的主力。目前，苏州玉雕行业遍布城乡：市区相王弄约有400家，生产者以外地人为主：光福、东诸及周边约有5000人;市内散户还有200~300家。总计从业者己超过10000人，销售人员已超过3000人，按人均年产销20万的保守计算，全行业年销售额超过6个亿。销售点则集中在大成坊文化城、光福玉器一条街、观前珠宝城、苏作玉器城和相王弄的前店后坊等。这些大小企业都是民营和个体经营，经营者除了原玉雕厂的技术人员外，更多的是新生代或外地玉工，是他们使苏州玉雕行业重新振作。这些企业的总体生产规模和销售额都远远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

　　其次，玉器市场由外销为主转向内销为主。自从经济改革日渐深入，—些人富而有闲，中国人爱玉的古老情结开始浮上心头，收藏家也应运而生。这些人对好玉趋之若骛，极大地刺激了高档玉的生产。这时小件高档玉十分抢手，少数收藏家则爱好大件玉器，所以，玉器品种己从大件为主转向小件为主。由于玉料市场完全开放，经营户不但可以自行采购，还有送货上门，所以对资金充足的经营户来说，取得高档玉料并不困难。五年前，翡翠曾是主要高档玉料，由于取得翡翠原料往往需要“赌石”风险大，所以苏州已大部分转为使用白玉，占总用料的80%。近十年不但用和田玉，还使用俄罗斯料和青海料。外销则大幅度萎缩，只有少量青海料的仿古玉出口港台做陪葬品。

　　第三，“新苏玉”风格和优秀玉工的代表人物已崭露头角。“苏玉”风格是明清以来的苏州玉雕传统，特点是“空、飘、细、巧”。空，就是虚实相称、疏密得当，有空灵之感：飘，就是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有飘逸之意;细，就是琢磨工细，构思精巧;巧，就是小件为主，造型灵活而有生趣。在做法上采用上—节已说到的“料就工”。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这种传统仍然左右着苏州的玉雕技艺。但90年代以后新的市场规则改变了对玉器的评价标准，玉的重量变得十分重要，过去的“料就工”已不合时宜，不得不改为“工就料”，也就是为保持玉料重量而减少雕工，这就对“空、飘、细、巧”老风格提出了挑战。创造“新苏玉”风格的重担就落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玉工身上。

　　计划经济时期培养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改制之初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他们在组织民营企业方面是一批不可多得的骨干力量。但随着国内新的玉器市场形成，原来的产品设计观念已不合时宜，新市场呼唤新一代玉雕匠师。经过大约20余年的磨练，新一代优秀玉工的代表人物终于崭露头角。目前公认的优秀玉工有4人，平均年龄45岁。[图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都较高，既善于仿古，又敢于创新，尤其是乐于接受现代审美观念。如：杨曦1964年出生于苏州，1983年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技校，同年进入苏州玉石雕刻厂从事玉石雕刻及设计工作，1992年成立个人玉雕工作室，至今已24年。他的作品以既继承又创新见长，雕刻技艺全面。其作品《精卫填海》获1987年省玉器百花奖，《一生福气》与《钟馗除妖》获2002年华东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钟馗除妖》用近乎写意的手法，既省工又含蓄;它的白玉作品《风雪夜归》，巧妙地用芦花般的肌理表示雪花，事半功倍。尤其是他创作的《水乡》、《佛在心中》，对“苏帮”玉器作了新的诠释。

　　另一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蒋喜，1964年出生，大专文化。1981年进入苏州玉石雕刻厂，2002年创办苏州蒋喜美石坊玉雕工作室，2007年7月开办苏州第一家和田白玉器专卖店。26年来，他对玉石雕刻情有独钟，创作了许多精美的玉雕精品，对殷商、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高古玉器的雕刻技法及造型风格深有研究，尤其是运用刀法琢玉成器有很高造诣，其拟古的作品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并系统地复制了古代琢磨玉器的各种工具。他不但在“古玉新雕”的琢磨功夫上有所作为，而且对具有明清风格及现代审美情趣的玉石雕刻技艺也掌握自如，作品深受国内外收藏者青睐。他继承“苏帮”玉器空灵、飘逸、精巧、雅致和细腻的传统艺术风格，创作的作品《龙纹鸡心佩》、《吼》、《穿云龙章型器》、《腾云辟邪兽》、《如意吉祥薄胎对碗》、《四方灵瑞护佑牌》等作品获2005年、2006年“天工奖”;多件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从他们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出，“新苏玉”风格不再是一味重雕工，而是重创造性的构思、重虚实结合的写意、重融汇古今的意境，从而使占老的玉文化渗透到现代社会之中。现在，苏州玉雕技艺己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曦、蒋喜双双被确定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并申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苏州几千年的玉雕历史和三十年的治玉历程，见证了一座文化古城的兴衰，见证了她如何重新走向辉煌，也见证了90年代落入低谷的工艺美术正在重新雄起，并更密切地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