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清末官员合影】

　　铁帽子王的“历史沿革”

　　说到铁帽子王，大家最为熟悉的可能是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面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他并非电影中那么脓包，建立了击灭太平天国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所以被特封为铁帽子王。

　　铁帽子王是对清代世袭罔替的王爵的俗称。整个清代共有十二家铁帽子王，这十二位王中，有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另外四位是中后期在政治斗争中得到皇帝重用而受封。包括中纪委网站曾痛批的庆亲王奕劻。

　　清皇族袭爵的方式分为两种：因血缘封爵实行降等承袭为通例，即子孙承袭，每代要递降一个等级;另一种是酬功的原等承袭，作为皇帝“酬功”的赏赐，称为“铁帽子王”。铁帽子王和其他亲王相比，享有的特权一是“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二是俸禄优厚，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三是赐予世袭罔替王府，又叫铁帽子王府。

　　作为清朝封爵最高、地位最为显赫的权贵群体，“铁帽子王”在清朝中后期已成了一个腐朽堕落的既得利益集团，依仗权势，把持朝政，安插党羽，贪污受贿，因循守旧，阻挠改革——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待，他们就是毫无法纪观念、纪律规矩可言、维护私利的小圈子。

　　晚清官场的鞋文化与烟花巷

　　此前，中纪委发文，痛批“铁帽子王”庆亲王奕劻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殊不知，亲王权贵们脚上的朝靴，除了捂脚，也能反映官场生态。达官显贵挚爱的八大胡同更是满清和民国官场的剪影。

　　北京有句老话儿：爷不爷，先看鞋。要说这厚缎子一捂，鞋底一沾土，谁还管你脚踩的是金是银。不过，百年老号内联升做到了，32层的朝靴底，虽不镶金填银，却是名副其实的清廷御用，私人定制。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脚踩内联升成为清末民初的品牌崇拜。

　　动辄数十两银子的一双朝靴，平头百姓无福消受，那么真正让内联升挺过百年的购买力何在?无非是老板赵廷摸清了官场逢迎的来龙去脉。

　　清咸丰三年(1853年)，河北武清县人赵廷在东四牌楼一家靴鞋店当学徒。出师后，赵廷自立门户，开办了一家靴鞋店，取名内联升。《都中鞋事》一文这样写到：做鞋，内联升的赵廷不走天成斋马二爷的平民路子，盯上的是朝臣职官的大钱袋子，开业之初，就挑明了大政方针，要伺候“坐轿子”的，于是，它的看家买卖是朝靴。

　　伺候的是官老爷，走的是贵族风。赤裸裸的方针稍嫌不够，赵廷辗转反侧，终于想出“内联升”之名加以诠释(内指“大内”，联升意即穿了这里的靴子就可联升三级)，寓意赤裸：穿我赵廷的鞋，皇上连擢你的官。颇有商业头脑的赵廷还在店中铺设黄沙，官员一进店门，脚一踩，后边儿的伙计马上拿尺子量，还没等人开口，便知鞋码。

　　羊毛出在羊身上，要赚大钱就得打坐轿人的主意。为此，赵廷颇费心力，搞出了一本《履中备载》，把在店中做过朝靴的大小官员的底细全都记录归档，名号、年龄、官位、门牌号码、靴子尺寸、甚至是癖嗜喜好等，细大无遗。收集客户资料，赵廷发挥到了极致。这本《履中备载》堪称商业机密，也可视作官员备忘录。从鞋的尺码勾勒出官老爷们的全方位隐私，赵廷对人心的拿捏，恰到好处。

　　日久天长，在帝国余晖下，望京城内外，蛰伏的大小官员闻风而动。下级官员、外省小吏、举子进京，必先去内联升，只为看一眼《履中备载》，好“对症”答谢京官恩师，买鞋赠之，一双就白银数十两。这算盘打的好不精细：若连最私密的鞋码都知道的下级，必定是心腹之人，可用。“连升”的意头，不无道理。

　　当然，内联升也算对得起奢侈品这个称号，用料讲究，不吝成本。以至于连宣统帝溥仪登基所穿的龙靴，都由内联升裁制。一双朝靴，借着官场中的百面生态，终得左右逢源，大放异彩。每个人脚下踩的不是缎子底，而是自己的官帽和向帝国上层攀爬的野心。

　　然而帝国已经喝的晕头涨脑，摇摇晃晃。谁人也无法阻挡颓势，谁人也无法叫醒八大胡同里醉醺醺的官吏，烟塌上神魂颠倒的贵胄，戏园子里高呼打赏的王孙。八大胡同虽在内城之外，此时俨然成为皇室成员，官场老手们的一条龙娱乐中心。

　　一首打油诗这样写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万佛寺前车辐辏，二条营外路纵横。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字里行间不仅包含胡同之名，连昔日场景也再现一番。旧时八大胡同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女、嫖客、优伶、黑社会、大烟馆、赌场等。它被病态的官场催生，应时应景。

　　参考《八大胡同的尘缘旧事》一书，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令(鸦片)成一纸空文。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买卖官职、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重任一并落在了烟土和娼妓身上，成为官僚贵胄身份地位的象征。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录了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如不饮宴取乐，则会被同僚讥讽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按今天的表述，可概括为：土包子。此种官场文化俨然成为士大夫们遵循的潜规则，赋予了“正”的地位，凡与之对立的则遭鄙。不觉心中有愧，唯恐不能承上之意。如不趋炎附势，则被排挤，如不攀附高枝，则被后来者踩扁脑袋。

　　时代一不留神来到了民国共和，社会更迭带来的变化是：达官贵人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仍然生机盎然。这里的主要嫖客变成了“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冯玉祥在自传中提及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他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你们这些青年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喊：“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但社会腐败的气息四散开来，八大胡同寓社交于性交的内涵有增无减，军阀政要们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在天桥大森里开了妓院，老主顾都是军政要人和大财阀。不少前任御厨在“大森里”做掌勺，吃花酒还得提前半月预订。袁世凯为登皇帝大宝，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议员们吃喝嫖赌抽，在八大胡同里决断天下事。

　　随后曹锟把贿选场所设定在八大胡同的六国饭店，自有底下人为其笼络奔走，最管用的还是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披着合法非暴力的外衣，借着八大胡同的联络线，缝好了一个揣着480张选票的布口袋。可惜不久，口袋就漏了。

　　从“铁帽子王”到小官小吏，从清末到民国，国家无法摆脱但愿长醉不愿醒的酒劲儿，没人能熬出一碗醒酒汤，没人能叫醒装睡的官僚和放纵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