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

　　中国玉文化大约有一万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

　　玉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玉器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八十年代以前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由于资料的限制，对玉器的研究是比较朦胧的，若明若暗的。八十年代以后，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玉器，根据出土的玉器重新整合，玉器面貌才有了轮廓，才有了完整的体系。由此可见，资料的重要性，这在解放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玉文化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综合学科，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青铜文明，在中华文明历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但这只是物质文化史的上升。比如商周青铜器，其雄浑厚重和花纹装饰的神秘气氛，使人觉得它的礼器功能、祭祀功能突出。可是，青铜礼器在宗教祭祀时不过是一种合乎制度的用具(器具)而已，它的宗教性质要比玉祀器差的远。玉器学或玉文化，更多的是精神的内涵。因为玉器所具有的“通神”的功能，是其它物质的器物所不具备的。只有玉器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玉器在宗教、礼仪功能上比青铜器有更直接的作用，更深邃的内涵。甚至一直到现代，玉器身上所拥有的种种社会观念，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现象。

　　在史前，玉到底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应是劳动人民发现的，但是只有少数人认识到玉的特殊性，这是谁呢?是巫。巫与玉是有特殊感应的，他发现了玉石的坚硬而有韧性，玉石的功能性，玉石的美，附予了玉的神性。这就象风、雨、雷、电是自然现象，现代人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史前古人却认为这种客观的力量就是神。因此，巫为玉注入了神性，玉也就成为了巫与神之间的桥梁，从而巫找到了一个载体。巫是看不见神的，他可通过玉玦，听见神的指示，从而帮助人们避免灾祸，获得幸福。

　　“巫、玉、神”这种整合模式，不仅仅使巫可以通神。同时，巫掌握了政治、军事、物质分配、生产等权力。从而使巫转变成现实的政权，出现了王权。王权最终战胜了巫，从而使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巫的神也没有被形象化。可是，“人养玉，玉养人”的根却在巫。

　　从此玉从史前到二十四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巫玉、王玉、民玉。体现了中华民族继承力强的特点。

　　巫为玉注入了神性，这是第一次注入。玉文化得以能够继续传承，是儒家赋予它以“德”的内涵，使玉获得了新生命。这是第二次注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注入。

　　儒家将“德”与和阗玉对应，提倡玉德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据史料记载，至迟在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名夷吾，?一公元前645年)便提出玉有“九德”。至春秋晚期，儒学宗师孔丘提出玉有“十一德”，将玉德的观点推向高峰。孔子的玉德是利用玉的自然表征(即玉的化学的、物理的诸种性能)形象地解释人们的品德和操行。孔子的玉德学说是答复子贡提出贵玉轻珉的问题时说的一番话，孔子曾先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接着提出了十一点玉德儒学观：

　　“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儒家的玉德观汉又发生变化，这表现在许慎所撰字书《说文解字》中对“玉”字的诠释上，他继承了孔丘的玉有德的观点，适应时代车轮的前进，对其十一德做了调整：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 sai)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

　　从此，“玉”的诠释及玉德的内涵均以上述规范而固定下来。许慎保留了孔丘玉有十一德的“仁”、“义”，将“义”提到第二位，从另一角度作了比喻，以智代知，其后之八德一概删除，新增“勇”、“絜”二德。可知许慎玉有五德较孔丘玉有十一德精练简明，其内容仅在仁的德上与孔丘保持了一致。

　　玉德的注入，使玉得到了持续发展，使玉又有了观赏价值、装饰功能并向陈设、器用领域开拓，这也就有了民玉。巫玉是神本主义、王玉是人本主义、民玉是民本主义。现代社会进入了民玉时代，玉器热持续升温，而玉文化的研究却是刚刚起步。杨伯达先生认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玉器收藏热要与学术上的探讨有机的结合，使玉器热理性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