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中华玉文化】

　　一、中国玉器源流

　　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生产玉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多集中于畿、都邑。自宋至清，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制玉中心。历代王室朝廷皆设有玉器作坊，进行生产。因玉硬度较高，加工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故加工过程大体有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光压、刻款等若干工序。仿古玉还要增加“致残”和“烧古”等工序。奴隶社会治玉以青铜工具为主。封建社会由青铜工具逐步变为钢铁工具。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鉈、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玉器的造型、花纹都是靠这种方法制成。所以，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以示与雕刻、工艺有别。

　　中国玉器的艺术风格历史演变如下:

　　在中国南方，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同的多节玉琮，标志着治玉工艺已与石器工艺开始分离。玉器造型较为复杂，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商周时代的玉器以形象单纯、神态突出，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工艺有了广泛的发展，各诸侯国竞相碾治，精益求精。秦汉玉器与精雕细刻的春秋战国玉雕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趋向雄浑豪放。汉玉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有如古画上的游丝描一般刚劲有力，以弥补其立体感不强的弱点。这是汉玉技法上的一个特点，对后世玉器有着深刻影响。唐、宋玉器色如羊脂，光泽莹晶，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多，写实能力大为提高，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在形神兼备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与当时绘画、雕塑艺术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明清时期南北两地玉器普遍发展，是中国玉器史上极其光辉的时代。现存北海团城内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明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板，朱翊钧墓出土的玉圭、玉带钩、玉盂、玉碗、玉壶、玉爵、玉佩等可以代表这时期玉器的特点。在继承宋代玉器特点的同时，出现加工粗放或碾琢繁琐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倾向。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因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的高峰。另外，中国维吾尔族的碾玉工艺富有地方色彩，是中华民族玉器艺术宝藏的组成部分。在后期封建社会仿古思潮影响下，以“返朴”为目标，追仿“汉玉”风格而生产的各式玉器，被称为仿古玉，这种玉器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有着自己特殊的美学价值，也是古代玉器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玉器文化特征与地位

　　我国玉器文化源远流长，从下列比较中可看出其特征与地位。

　　这里有两个可比点，即采玉时间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大约12000年以前，我国辽南原始居民就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7000年前的新乐文化出现了磨制较精的彩石石凿，河姆渡出现了彩石玉玦，距今6000-4000年的新疆罗布淖尔先民已经采用和阗玉磨制无孔石斧。在此后4000年里，我们祖先的治玉活动从未间断过。而国外最早使用玉器的是公元前3000-2000年的西伯利亚原始文化，他们用软玉制造工具和圆盘，但此后便销声匿迹，未再重现了。日本古代硬玉大珠出现于绳文时代中期(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碧玉管出现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到了古坟时代(公元300年-440年)治玉工艺便衰落以至消亡。印第安人玉器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900年趋于消失。关于采玉时间的早晚，虽因检测手段不同，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可以肯定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用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从玉质、玉色上比较。

　　国外各产玉地点所出玉色泽较为单调，如日本、印第安玉器以翡翠为主，其软玉亦呈深浅绿色，欧洲软玉呈青、绿色，贝加尔湖附近所出玉石上带有墨点，孔东原始文化出白色软玉，而我国和阗玉除了青、碧、墨色之外，还有黄、白等色玉，其中尤以羊脂白玉最优。日本硬玉和碧玉，毛利人碧玉，印第安玛雅硬玉之质地均缺少温润晶莹之感，而我国和阗玉质地细腻缜密。因此，从玉质、玉色上比较，和阗玉亦是国外玉石所不及的。

　　从琢玉工具上比较。

　　我国琢玉用的旋转性工具，可能始于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水凳”。日本、西伯利亚、印第安、玛雅等地又以何种工具琢玉呢?日本学者从现行攻玉法推论，认为日本古代玉器也是用旋转性工具碾琢的，此外不见其它论证材料。在印度，19世纪玉工操作旋转性工具的图示流传至今，为一老年玉工用右手推拉弓弦以带动圆砣旋转，左手执玉琢磨，估计操作不便，效率较低。这幅图中的琢玉工具比《天工开物》所描绘的水凳晚了3个世纪，在其结构、传动装置上也远比水凳落后。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旋转性琢玉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从碾琢技艺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工艺有7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方面日本、欧洲、毛利、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的碾玉技艺都是望尘莫及的。在这里须对痕都斯坦玉——莫卧儿玉的碾琢技艺作具体分析。我们承认痕都斯坦琢玉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我国晚清及现代玉器工艺产生过较大影响。乾隆对痕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在诗文中说：“璞韫昆山，镂传印度”，“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并赞其玉器“莹薄如纸”，或比作“蝉翅”。又赞其琢磨精美：“叶簇见重层，刀斧浑无迹”，“细入毛发理，浑无斧凿痕”，“精镌本鬼工”，但费解的是他竟误认为痕玉是“水磨”而成。从现存的莫卧儿玉器考察，胎薄如纸者有之，但胎厚类瓷者亦不乏其例。苏州仿“蕃作”中也有薄胎的，其中菊瓣盘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态，说明苏州玉工有能力把玉器磨得很薄。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玉器中器胎偏厚者居多?这与玉材难得，价格昂贵有关，若琢磨得过薄，一则费工，二则使玉材耗损过大，三则有损玉质美，给人以不坚实感，易与玻璃混淆，故治玉不提倡薄胎之工。清代晚期玉业接受了痕都斯坦玉器的莨茹科植物图案与宝石镶嵌两个特点，并发展成“仿蕃作”，这说明我国玉工对良玉技艺发扬了长处，而抛弃了不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薄胎及阿拉伯器形等因素。

　　从玉器功能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所具有的五方面社会功能。欧洲人认为，软玉(Nephrite)挂在腰间有治愈肾病的功效。这自然是一种迷信的认识，但其原始社会的玉器工具尚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日本人对玉和玉器的认识较欧洲人复杂，他们认为玉除了装饰功能之外，尚有“咒术的、宝器的、祭祀的”功能;阿拉伯玉器大致也仅限于生活用玉和瓶盆之类;印第安玛雅人玉器与神官司的职司、祭祀有关，此外尚有生活用玉和装饰玉器。总之，上述各国玉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均不及中国古代玉器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功能。

　　从玉器造型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当丰富。国外古代玉器造型大致如下：日本古代玉器只限于珠、管、勾、栉形以及抽象化的动物，少见器皿;毛利人玉器仅见神像、佩、斧;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也仅有斧、凿、盘等工具和器皿，且造型也较简单;阿拉伯玉器以器皿为主，其器型别致，独具一格，但类型也较单纯;印第安玛雅玉器型制比上述各地稍多，有工具、珠、管、片、人物浮雕和象生玉等，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比，玛雅玉器也显得相当单调了。

　　从玉器装饰图案上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之装饰图案，有几何形、动物、植物、文字以及绘画性，综合性等多种题材。而日本、欧洲、西伯利亚、毛利等地玉器则多呈光素状或饰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装饰甚少。其中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玉器的装饰图饰图案，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如痕玉之莨苕叶饰和“西蕃莲”与“铁线莲”等花纹。印第安玛雅玉器纹饰以人物图案为精，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图案装饰相比，便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中国古玉上的绘画性图案，在世界琢玉史上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