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古代编外公务员】

　　原标题：干活全靠临时工? 古代编外公务员的前世今生

　　官吏，这两个字所有读到的人其实并不陌生，然而，对于官和吏我们多将其混同。其实在先秦文献当中，吏这一身份已经多次出现，如《左传》中有“王使委于三吏”的记载。当然此时的吏其实指代的是位高权重者，指的是鲁国三家公卿。稍晚一些，吏被视作治理者，如《管子？朋法》中说：“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意思便是，百姓民众的命运生活皆系于吏的身上。到了汉代许慎做《说文解字》时，更是下了定论“吏，治人者也”。这足见秦汉之前吏就有重要地位了。

　　即使如此，我们印象当中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谈不上有多大的作为与权力。但当我们细细探究下去，我们对于整个吏的群体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在秦朝讲究军功，以军功得职务爵位。如果没有军功往往意味着不能获得高位，所以早先祖上是掌握一定文化知识，但是又缺乏军功的士阶层逐步转化出了吏这一职业，负责辅助正职官员完成行政工作，例如撰写公文等等。因其工作大部分时候与公文，案牍有关，而秦汉时期的公文是用刀笔在竹简上撰写，故而，吏也被称为刀笔吏。

　　汉初相国萧何就是出身刀笔吏。《史记》：“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所谓主吏掾就是当地负责公文工作的刀笔吏总负责人。我们往往说“汉承秦制”，也就是汉代的大部分制度是直接承袭秦代的制度。事实上，汉帝国建立之前，楚汉相争，战火破坏的不仅仅是阿房宫，破坏的还有秦朝的整套政府行政体系。萧何能够在汉高祖刘邦建国后能迅速的重新复刻出完整秦朝的组织制度，这与其早年长期在政府当中以吏的身份接触公文、制度有关。

　　而萧何之后班超早年也以抄书，撰写公文为生。后觉不能一偿大志，遂投笔从戎，再通西域，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嘉话。东汉明帝刘庄更是称赞他“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于今想来，颇有仗义尽多屠狗辈的意境。

　　之后的魏晋则基本继承了秦汉的吏制。在五胡乱华时期，则因为整个文化受到草原民族的冲击，吏制几乎没有完善发展。一直到了隋唐重新大一统，吏才有了新状态。隋唐的官制复杂，有品(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职(具体工作岗位)、爵(爵位，可以世袭)、勋(一般不世袭)。在正经的公务员编制之外，设置了“流外”(意思就是不是正经编制)九等。基本上隋唐主要的行政工作都由吏来负责，主官更多的从宏观上把握。王永兴先生《唐代勾验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官吏之间出现明确到阶层划分。但在这一时期胥吏还可以通过迁徙达到从吏向官的转变。

　　在唐代国家制度当中，吏可以通过“考功”(考核)晋升为录事(在编制内的公务员，但是没有品)再晋升为主簿(比录事高一层，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最低领导人)。但在隋唐时期，吏的低起点也决定了吏转为官升迁缓慢。对于胥吏来说，不能追求更高权力，就开始转而追求财富。尽管吏对于整个体制来说，是底层，但是对于社会一般百姓来说，却是比天子更大的人。因为帝王不会直接影响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但胥吏可以。正是借着履行公职当中的便利，胥吏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民谚当中:“抄家县令，破门胥吏”这句话的来源。

　　《石壕吏》是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之一，表现了胥吏夜里捉人上前线服劳役的状况，以诗歌的表现形式体现了破门的令吏。

　　基于这种状况，老吏们的子嗣如果不能考取科举，也会子从父业，继承父辈留下的专业行政知识，成为新的吏员。这种血缘传承的职务使得地方豪强犹如土皇帝一般。清代甚至有人评论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随着唐王朝的衰弱，藩镇崛起，经历了乱世之后国家制度破坏，胥吏变得更加无法无天。这种状况到了宋朝建国之初虽然有所收敛但之后愈演愈烈。宋代的官员冗杂，大量的在编官员都需要配给从属吏员。这使得在宋代的政府当中的吏空前膨胀。同时地方上的吏员借着政治特权而兼并土地成为了小地主。

　　因而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吏治的内容就是整顿吏员。也正因如此，胥吏在实际推行变法的过程中或是阳奉阴为，或恶意抵触。比如青苗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以便生产，农民可自行选择申请与否。但胥吏把这当做发财手段强行摊牌以致怨声载道。可以说，王安石变法之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触犯了庞大的胥吏集团。

　　而宋亡之后，有元一代，有所谓的九等人制。将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与乞丐、妓女一同，这使得大量的士人无法出仕，而只能为吏(因为地方主官达鲁花赤，基本是蒙古军功贵族的后代，大部分人不具备很高的文化，缺乏实际行政能，所以元朝允许读书人做吏)。

　　而到了明清时期的胥吏，更是形成一种几乎与官员士大夫集团迥然相异的生态圈。吴思先生有一本《潜规则》的书其中大抵揭露的就是明清两朝胥吏种种光怪陆离的捞钱手段，离奇古怪的生活状态。如读者诸君对此有兴趣可以自去翻阅。明清时期除了胥吏增多，还出现了特殊的吏员群体，师爷。

　　严格来说，师爷并不能归于吏的群体，因为其只是地方主官的私人顾问而已，但是随着发展，这种不可缺少的私人顾问也受到国家的默许。之所以师爷多绍兴，就是因为在南宋的时候，朝廷迁徙至临安。南宋朝廷官员齐全而独缺吏员，因而只能现招。当时多招靠近临安的绍兴府人，将大量绍兴人培养成胥吏熟练工。

　　故而到了明代开国时期，明太祖甚至点名指姓要绍兴人来南京做各大机关部门的办事员。这些人在明清时期后来就衍化为了师爷这一特殊的吏员群体。到了清朝，全国的师爷总数就一两万人之多，这个数字几倍于官员，可见明清吏员之庞杂。而随着清王朝灭亡，大量胥吏转入了民国政府体制当中，这也是民国政治面貌依旧换汤不换药的原因之一。

　　到了新中国建立，胥吏的故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明代有一折戏名唤《双珠记》，其中便有一段师爷的自谓，说道：“吾刀笔山可颓，倾人家命如覆杯”。这段自谓也不仅仅是师爷的自谓，更是所有胥吏的写照。对于庞大的帝国来说，胥吏只不过是帝国机器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环节，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们未必能够睁开眼看看这只蝼蚁。然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只蝼蚁却是一头巨象。刀笔一转一折之间便是一条人命，笔墨一起一落之下便是一门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