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毛泽东】

　　原标题：毛泽东为何爱读《何典》

　　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

　　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

　　《何典》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书中借鬼说事，故事的主角，无一属于人类，他们说鬼话，干鬼事，吃鬼饭，看鬼戏，怀鬼胎，做鬼官，无不栩栩如生。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据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他的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来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就非常喜欢《何典》一书。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语》，清朝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笔记小说。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引用过《何典》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

   “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