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苏东坡雕像】

　　赵匡胤开创了北宋王朝后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宋王朝从此重文轻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们生活最幸福的朝代。苏东坡这位大宋一流才子，却没能享受到这一幸福，而是一生命运坎坷，仕途跌宕。这难道是历史的误会?究其原因，这都是他“满肚皮的不合时宜”惹的祸，就是这一条“莫须有”的“罪过”，曾使他命悬一线，几乎丢了“老头皮”。那么，苏东坡是怎样不合时宜的呢?

　　东坡的“不合时宜”主要表现在官场上，就是谁掌权就和谁对着干。

　　和王安石的新党“对着干”

　　宋神宗赵顼(1067—1085在位)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任宰相。为振兴北宋王朝，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变法，新法推行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于激进加上所变之法并非都是善策，大官僚、大地主一直带头反对，激发了各方面的矛盾。苏东坡认为道德风俗才是国家存亡之所系，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自觉调整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变法。

　　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的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许多新法，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天下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改变科举，上《谏买浙灯状》反对低价买浙灯四千。

　　苏东坡的行为引起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强烈不满，李定等人对他进行弹劾，东坡遭到当权派的贬谪，两次被贬杭州。熙宁四年(1071)元月，东坡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虽然远离了政治斗争的虎口，但他在地方看到新法的弊端，感觉“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吐不快。于是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这是对新盐法的讽刺。“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在半城中。”这是对青苗法的讥讪。东坡所为，正如苏辙为其撰墓志铭所言，“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遭到谪贬后，苏东坡仍然不改本色坚持对抗新政。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上书《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给神宗皇帝，反对变法。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穷苦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得以宽免，给腐败的吏治注入了一缕清新。

　　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语句，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以“毁谤君相”的罪名，被将他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当他出狱后，仍作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服”，他说自己“我真是无可救药”。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神宗说苏东坡“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手诏改他任汝州团练副使。

　　和司马光的旧党“对着干”

　　神宗驾崩后，九岁的哲宗赵煦(1085—1100在位)即位后，由祖母宣仁太后(高太后)垂帘摄政。太后颇为赏识东坡的才华，元佑六年召他回朝廷，东坡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垂帘摄政的宣仁太后反对变法，保守派得以东山再起。司马光主政后，奉行“祖宗法度不易变动”，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恢复旧制。看到新党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武断，东坡又站出来了，他说，“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他认为尽管王安石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有不少可取之处，不能仅凭意气用事一竿子打死，应该区别对待。不要只看到新法之害，而没看到新法之利，去其弊端即可。东坡举出“新法的雇役法就比原来的差役法好”，上书建议保留实行有价值的部分。

　　司马光见苏东坡持这样的态度，勃然大怒：“是何奸邪阻扰罢废新法。”这样，东坡又得罪了新党，又遭到贬谪。

　　元佑七年(1092)东坡被外放颖州，由颖州(今安徽阜阳)徙知扬州任太守，在扬州他看见各处麦田长势良好，但许多农家院落却荒废无人。这是因为农民无力偿还高额本金利息，为了躲避进监狱，只好丢下将要丰收的田地而逃难。“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深知这一点的苏东坡给太后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并引用“苛政猛于虎”一句，尖锐说道，“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在东坡的努力下，终于，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得以宽免。

　　新党旧党两方不讨好

　　其实，对于东坡来说他是无党无私，心怀天下。但就是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新旧两党都对他不满和猜忌。在封建官场想要做到无党无私，比登天还难。苏东坡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使自己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地步。东坡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每一次风暴来临自然是在劫难逃。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重臣大换班，哲宗继承神宗未竟事业，变法派重新执政，任用从前主张变法的章惇为宰相。于是，风水又倒转过来，新党开始打击司马光的保守党。东坡因为在司马光时代被召回朝廷做过翰林，章惇一党由是把苏东坡列为司马光一党，他被冠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为惠州安置，之后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使东坡九死一生。

　　元符三年(1101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东坡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北归途中，东坡回望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经过这么多的变故，他不禁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样的慨叹，其中悲凄溢于言表。

　　体现东坡高尚人格的“不合时宜”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东坡一生“历典八州”，历经艰难，但他始终以从容、潇洒、旷达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挫折，从来没有被打倒。“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其中透露出东坡的无奈，这不仅是东坡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东坡的“不合时宜”，和当政派对着干，貌似喜欢出风头。其实，对于东坡来说，并不是他不懂封建官场规则，而是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打击贬谪。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不随波逐流，不为威逼所吓倒，不说空洞的官话，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这是他高尚人品的体现。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时时扪扣自己的良心，良心使然，因而使他屡屡吐露真言;是他始终不肯向权贵低下自己高昂不屈的头颅。

　　东坡的“不合时宜”，是他坚持读书人的操守与良知，体现事实求的勇敢精神，展露他人道主义的光辉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东坡的“不合时宜”，虽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大幸。他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独步天下，名垂青史。

　　对后世来说，东坡的这点“不合时宜”又算什么呢?又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