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

　　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

　　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

　　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

　　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

　　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读孟得义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

　　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

　　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

　　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

　　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

　　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

　　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