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郑板桥】

　　清代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教子之道颇“怪”。

　　郑板桥虽是一位艺术家，却也是宦海中人。他由“康熙秀才”、“雍正举人”到“乾隆进士”，又当了“七品官”，照说应该培养自己的儿子做官才是“正道”，可是他却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他把做人放在“做官”之上，把“明理做个好人”放在第一位，这显然不合当时世情，的确有些怪异。

　　那么，什么是郑板桥心目中的“好人”呢?

　　“好人”应该是平等待人的人。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说：“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一样的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这段话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叫他的儿子不要有官宦子弟的“优越感”，不要以为“高人一等”，因为仆人的儿女也同样是天底下的人，切不可倚富欺贫，恃强凌弱，歧视他们。郑板桥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他体察佣人的难处，将心比心，教育儿子有了好吃的东西，要与佣人子女分享。他嘱托郑墨不要忽视这样一些生活细节，要从小处着手来培养孩子待人平等友爱的善心。身为县太爷的郑板桥能够有这样的平民视角和平等意识，实属难得。

　　“好人”还应该是具有博大爱心的人。他对郑墨说：“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悲悯)，毋为刻急也(刻薄峻急，残忍之意)。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过去的小孩子没有多少玩具，蜻蜓、螃蟹、蝴蝶等常常成为鲜活的玩物，丧生于孩子们手中。郑板桥对此深感不安。在他看来，天生万物，一虫一蚁乃是天地“化育劬劳”，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生灵，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有责任爱护世间的一切生灵，而不应该随意地伤害它们。因此，他要郑墨对其子严加管束，即使嬉耍之时也要想到养其善良之心，“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可见郑板桥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

　　郑板桥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他早年当过私塾先生，教过别人的子弟，深知富贵人家教子成材之不易。他说：“富贵人家延(聘请)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陪着富家子弟读书)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疏通，引申为开启)慧乎?”他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读书成器的大多是那些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而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富贵人家并非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但却常常事与愿违——子女成器的不多，败家的却不少。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使郑板桥认识到，太多的“富贵”完全可以使人贪图安逸而变得愚昧，贫贱的生活反而可以磨练意志，令人发愤而聪明起来。板桥的这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逆境出人才”的真理，表明一个人成材与否，固然有许多因素，但关键在于自身有没有志气。问题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志气总是偏爱贫家的子弟。

　　正因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所以，郑板桥才教子“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从品德修养上进行砥砺，绝不溺爱和放纵。他中年曾有一子，不幸早夭，晚年52岁时才又得一子，无疑倍加珍爱。但由于他从50岁开始就在外地做官，不能亲自教诲儿子，便不得不在《家书》中再三嘱托亲人们严加管教。如果用现代的教育观衡量，郑板桥所持的教育目标及“好人观”，虽然免不了局限，但他注重孩子品性的培养和熏陶，其中闪现出来的尊重生命、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仁爱思想、平等意识、悲悯情怀，以及注重从小培养孩子善心爱心的教子法，仍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