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孔子】

　　经过多方刻苦的努力，孔子在51岁以后才接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约四年便因小人的中伤而弃职;55岁时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历经13年;晚年回鲁国继续讲学并整理古籍。这时，他对《诗》有更深一层的见地。在先秦诸子中，他是较早也是较深入理解并阐发诗与礼乐之间的关系的人。孔子超拔于诸子之处，也在于此。我们可这样比喻：礼乐文化是西周社会的主旋律，而《诗》是涵蕴这一主旋律的华彩乐章。《诗》亡而《春秋》作，西周社会的礼乐文化也因此而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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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既是礼乐文化停止发展、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群雄争霸愈演愈烈、始治终乱的问题时代，也是人类史上思想空前活跃、诸子百家争鸣、人文英才辈出的伟大时代。他们无论是多正说(如儒家)，还是多反说(如道家)，不管是只为公(如墨子)，还是只为私(如杨朱)，目的都在于既教育统治者，又教育平民百姓，只是在教育上，孔子深感其为当务之急，也考虑得最为充分。例如，在《礼记·学记》中，就记载着他这样的话：“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育必须全面，须“教学相长”，所以孔子的一生几乎都扑在“读万卷(简)书，行万里路”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教学实践上。

　　可以说，直至晚年，他才发现诗是教育的基础和首选的启蒙教材，尽管他的身世和大半生的遭遇早已让他自然而然地与诗性和诗情紧密相伴。如果他能够早点有此发现，就不会让《诗》仅成为“文献的诗”，自己也不会轻易错过诗情旺盛的青少年时期，而不去多做一些诗作的练习;我们如今所见的“孔子诗”，多是他的情志在合适的人际氛围中不经意的抒发，或者是后人的拟作。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此为非诗之诗，亦可视为早期的哲理诗);如《去鲁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此诗讽鲁国执政者桓子耽于齐国的女乐，诗人呆不下去);又如《楚聘歌》：“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孔丛子·记问》，此诗说明诗人为何推却楚国的“礼”聘)

　　晚年，他对诗还有什么新发现?还是先浏览《礼记·孔子闲居》上的一段对话再来议论它：

　　子夏曰：敢问《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孔子在这里不仅将诗作为一般的教育基础，而且向有“君子”风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官员(即“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提出更全面地理解并实现诗作为“礼乐之原”的迫切要求。

　　这里并没有忽视在“五至”中“志之所至”是第一至;也没有忽视“人各有志”，并非无论怎样的“志”都能成为好诗;更没有忽视诗是艺术，不学好这门艺术，即便有“奇志”，也写不出美妙动人的诗。只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在这篇经典的札记中，孔子所提出的“五至”与“三无”，主要是针对周代的礼乐制度在基础建设上存在“有名无实”或“言过其实”的形式主义弊端而发的。产生这种弊端的原因是，西周王室一开始就没有把民间诗歌的采集、整理和提高，当作制礼作乐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统治者主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完成礼乐制度的设置。初期可能有不少符合各阶层人群的期望和需求之处，时过境迁，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不满意这种“古已有之”、既定的礼乐制度。这种尴尬的情景，我们从上述的《诗经》成形过程中即可揣摩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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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诗经》的文本是由于适应了统治者制礼作乐的需求才被保存下来。但是，统治者最开始是为了维持统治的秩序而制“礼”，在制“礼”和行“礼”的过程中，为了营造一种肃穆或平和的气氛以美化统治者并安抚老百姓，便让宫廷的乐官作“乐”。因此，几乎完全是为了配合作乐的要求而采集民间诗歌，所注重的主要是其中的音乐性，对于诗的内容则往往加以“移花接木”式的解释。总之，西周的礼乐文化体制决定了它是以“礼”规范“乐”，又以“乐”规范“诗”，也可以说是，“乐”由“礼”而来，“诗”又由“乐”而来。

　　因此，终其西周三百余年，再加上东周中的春秋前、中期(暂以孔子的生年为中、后期间的界限)二百余年，也没有产生一位有历史影响的诗人，连原本来自辽阔的华夏大地的色彩斑斓的文本《诗》，也难免蜕化为大多篇幅只有少数人光顾的文献《诗》，而所制的“礼”早已成为过时的繁文缛节和陈规旧习，所作的“乐”也显得单调、沉闷，缺少最起码的激情和感染力。而从孔子所言的“哀乐相生”中还可意识到：古时的“乐”(le)与“乐”(yue)是不分的，“乐”的正职是“娱乐”，在“娱乐”中涵养性情，再动听的“乐”，过于耽迷，也要乐极生悲。

　　孔子早先也摆脱不了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决意“从周”(《论语·八佾》)以“复礼”。现在看来，他只是对于以“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著称的西周基本的“文治”国策，还是始终满腔热情地抱着恢复和改善的希望的，尽管当时就有人嘲讽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是，一旦涉及诗在礼乐制度中的作用时，他总是与众不同地将诗摆在第一位。“诗言志，歌咏言”见于他所整理的古籍《书·舜典》中。他自然要将之奉为诗道的圭臬，并因此清楚地认识到：在远古时代可以看作为一体的“诗歌”中，“诗”即显示“在心为志”(《毛诗序》)那种内容，而“歌”则赋予“诗”以“乐”的形式，使听者乐于相从。

　　《舜典》中的下文：“声依咏，律和声”，说的都是“诗乐”的声律形式，孔子志在说诗，不在于自己动手写诗或作乐，所以不多议。但是，我们对于孔子本人也认定“志”是“诗”的基础，则应予注意。孔子曾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可见“志”是社会性的“意向”或“精神”，虽然各人不尽相同，但在合理(现在也有人同意理学家关于“礼”通于“理”的说法)且和谐的社会里，应与“性相近”的情形没有多大区别。那么，如何矫正“习相远”(《论语·阳货》)而造成人们的“意向”大异呢?

　　早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于普通的教育，但在人们成长的全过程中，要取得完满的结果，在孔子看来，便非“诗”莫属了。因为，他在编定《诗经》的过程中发现，诗的总体特征是“思无邪”(《论语·为政》)，白话可译为：“天真无邪的、没有坏念头的思考”，即便有所偏颇，也滑不到非正义的邪恶一边去。因此，作为“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便该知道怎样让看不见的各人之“志”变成看得见的各人之“诗”，这样就可真正地“将心比心”，从而因时制宜地修订出人心所向的“礼”来，由此必定还会产生出会心的“乐”来。这时应尽力避免享“乐”过头，或者努力创造出新诗、制定出新礼和制作出新乐，以延缓或阻止“哀”的逼近。

　　总之，按照孔子对西周的礼乐制度的理解或要求，“礼”应“尊其义”(《礼记·郊特性》)，即尊重各阶层人民的“志”，使其礼让和睦地相处;因此，“礼，时为大”(《礼记·礼运》)，那些仪式和规则须时时更新，决非后来“执古礼”的冬烘先生所强加于人民的封建桎梏。“乐为心声”，在“礼运”亨通的环境中，“乐”自然会发为“心声”。“诗”在这里的关键作用，已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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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文所引的晚年闲居与他的弟子子夏的谈话时，孔子不仅将“志”、“诗”、“礼”、“乐”、“哀”五者的先后承传关系清晰明了地摆出，而且罕有地提倡“三无”以破除礼乐制度中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弊端，同时认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都可从《诗》中找到例证。至此，孔子一生所堪自负的持守：“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其弟子曾参私下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过表白了夫子之道的一个方面罢了)，始见庐山真面目!

　　孔子一生都在寻道、闻道、弘道，其诛心之言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最后结合“克己复礼”的为政理念而提出“五至”与“三无”的诗道，其中结合了不少周文王所演绎的《易》的阴阳原理以及老子的“有无相生”的道理;但他不认为自己所“闻”的“道”就到此为止。因此，他的弟子们没有就此大肆宣扬，以至于直至今天，世人对孔子独特的诗道所知还甚少。

　　他始终没有道出自己“一以贯之”之道是什么，可能同样是出于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而不是“教主”)对“学无止境，道亦无止境”的真知灼见。其实，当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已告诉你：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贯穿着一种“道”，你一一去体会好了。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已达至高的境界)!民鲜久矣(老百姓久违它了)!”(《论语·雍也》)你还有必要刨根问底吗?“忠恕”不过是“中庸之为德”的一种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