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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之隐
来源: 民间儒学网  2015-04-10 14:13:00   责任编辑:陈笠翁  www.k618.cn
内容提要:有陕西籍学生告诉我,终南山里时见隐士出没。未几,又见某报关于终南山隐士的长篇报道。尽管没有“科学根据”,尽管这种传统早已失“传”,但至少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真谛。

 

  【图语:隐者】

  有陕西籍学生告诉我,终南山里时见隐士出没。未几,又见某报关于终南山隐士的长篇报道。后来才知道,有美国人几年前就写过一本专门关于当代隐居者的书。以往只有在读唐诗时才会想到隐者,没想到现在隐者上了报纸和互联网。看来隐居也将成为盛世一景。

  隐居和隐者不仅是古代诗词的一个恒常主题,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并且是一个得到儒家肯定的传统。唐君毅在论述儒家与法家思想之区别时写道:“儒家尊重隐者和逸民……法家则以凡不受政治控制者,皆应斩尽杀绝。”许由、卞随、务光大概是最早的隐士,但最有名的也许是伯夷与叔齐。孔子本人主张积极入世,但却对伯夷、叔齐以极高的评价:“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太史公不写巢、由、随、务,却为伯夷、叔齐立传,自然不是偶然的。司马迁在交代他们的身世时写了他们不要父亲遗留的权位,却去投奔据说“善养老”的西伯姬昌。不料西伯卒,儿子武王不待父葬即兴兵伐纣。武王一定认为此举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义举。但夷、齐昆仲却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若非姜太公劝止,几遭不测。武王平定天下,照例是万民拥戴,天下归顺。惟独夷、齐不当顺民,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临死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孔子没有说“民到于今称之”称的是伯夷、叔齐的什么;司马迁却借用《道德经》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形容夷、齐,说他们“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却没有进一步阐发夷、齐之精神。九百余年后,韩愈方对夷、齐行为之意义有淋漓尽致的揭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举世非之,力行不惑”,不计利害,不计毁誉,不计成败,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自由,超越了流行的是非,超越了成王败寇的法则,当然更超越了暴力的逻辑。此种自由,非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范畴所能限,而只表现在夷、齐、苏格拉底和甘地这样大贤的身上。

  这样的行为,其实体现了一种文明的觉醒:在权势与利益之外,有公道和正义在,它体现了真正的气节,即不趋时,更不媚世,只是从真理与道义出发对权力提出批评,对任何暴力加以谴责。这样的人物,有风骨,有担当,虽然注定要倒霉,却是人类文明的托命之人。自然,对于以功利定是非、定去就的现代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人都难。“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样的批评,的确堪为现代的经典。

  还是佩服鲁迅,这个在许多人眼里“尖酸刻薄”者,却对伯夷、叔齐二贤寄予了无限同情。他老早看到,在除了物质利益不知其他价值的现代人(他笔下的小穷奇、阿金姐、小丙君之流)眼里,伯夷、叔齐不过是不识时务的可怜虫,或是自寻死路的反动派。《采薇》中有这样的情节:伯夷、叔齐死后,村民把他们埋了后想给他们立块碑,“刻上几个字,给后来好做古迹”。于是去求西瓜站大边、可惜略迟的小丙君写几个字,小丙君不但不肯,反而说出一通“义正辞严”的理由:“他们不配我来写,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对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都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在此之前,小丙君曾经去找伯夷、叔齐“谈谈文学”,结果气愤而归,因为他发现这二人连生计都成问题,却还在那里“有所为”,“有议论”,这是做不好诗的。“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

  所幸这样的“矛盾”在今天的隐者身上已经不存在了。据采访他们的人说,他们大都是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才进山隐居的:或由于生活压力太大;或由于健康问题;或由于不喜欢都市生活;或由于情场或官场失意;或由于经济窘迫;或由于对工作学习厌倦了;或是对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反思;或者干脆就是在那里出家修行……总之,都是为了个人原因而进山隐居,共同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弘法,为了摆脱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为了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他们不但决不会“不食周粟”,而且很多人都带着现代的电子设备,并且表示早晚要下山进城,所以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隐士”。不过比起伯夷、叔齐,他们倒是真正的“隐者”,因为前者“有所为”,“有议论”,好像有点不甘寂寞。

  不过,在现代史学家眼里,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概靠不住,至少其中不乏司马迁杜撰的成分。孔子和韩愈因为缺乏科学训练,所以他们信了;不但信了,还形成了一种精神传统。尽管没有“科学根据”,尽管这种传统早已失“传”,但至少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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