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论语】

　　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首当其冲的，就是材料问题。孔子本人没有著书，所以，研究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从他的后学弟子的记述中去寻找。今人相信《论语》中的“子曰”，甚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子曰”，而不相信其他经传中的“子曰”，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同样都是孔门弟子的记述。但时至今日，以我们对先秦学术的传承特点和先秦古书的流传通例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子曰”，即使不是孔子亲口所说亲手所写，其思想来源于孔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谈论先秦思想，想要严格地限定于某一个个人的直接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真正可以有材料凭借的，都是一个学派，或者一个团体的思想。古人并不看重某个个人的思想，只看重某一种思想。探讨孔子的思想，我们不得不依靠晚于孔子的记录，然而这却是惟一的途径，就像探讨苏格拉底的思想，只能通过柏拉图、色诺芬等后来的记录一样，因为苏格拉底也没有任何著作。所以，本文讨论的前提是，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子曰”，基本上都可以代表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有体系的吗?冯友兰曾经区分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认为中国哲学家虽不像西洋哲学家有形式上之系统，却还是有实质上之系统的。尽管孔子没有完整地表述过自己的思想体系，我本人也还是相信他是有实质上的体系的。但是困难在于，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即使是相信孔子有实质上的系统的冯友兰，也都只是抓住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来进行论述，似乎也没有能够整理出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来，流于散乱。这样就使得孔子的思想体系只能停留在被质疑的状态下。本文就是试图要把孔子思想的各个主要方面，整合起来，努力找出一个有着内部逻辑的，相对完整的系统来。

　　一、从天道出发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如果成体系的话，它都必然有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是一些公理性的假设，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一样。

　　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家们，通常都选择“天”或“神”作为自己学说的理论依据。孔子则继承了西周以来“天”的观念。因为宇宙之间、自然界的一切都早已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世界一直有秩序地运行变化，一切都是按部就班，那么和谐。这证明天的伟大，天地的运行是那么完美，什么都像设计好了似的，有条不紊，所以人类只要效法天，人类社会就一定会和谐地运行。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要效法天，《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公理假设：天地自然的秩序，就是最和谐，最完美的秩序。这就是先秦时代所谓的“天道”，既是孔子思想体系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这个落脚点，应该是在孔子的晚年完成的。孔子的思想，在晚年有一次很大的转折，就是从仁义礼乐的世俗伦理，上升到天道性命的探索。这一转变，应该与他晚年喜读《周易》有关。《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的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的这句话常常被用来作为孔子只关心人事，不关心性与天道的证据。但是全面地考察孔子的言行与思想，就知道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第一，《易传》中大量地记载孔子说到性与天道，如《系辞》几乎通篇都在讲天道;《文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利贞者，性情也。”《谦卦·彖》：“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而且孔子自己也说：“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第二，在孔子的后学学生中，讲性与天道的也很多。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也有不少关于性与天道的说法，例如：“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圣人知天道也。”(《五行》)“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有天有命，有地有形。”(《语丛一》)郭店楚简中的这些儒家著作，跟七十子及其后学弟子有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孔子的学生谈很多性与天道，而且常称“子曰”，不可能跟孔子没有关系。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孔子并不是不谈性与天道。子贡所言，可能是孔子晚年学《易》以前的情况。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段话既可以看出孔子晚年的变化，也可以证明子贡对晚年孔子的认识也有变化。孔子一生不得志，晚年难免会思考一些天道、命运之类的问题，由此进入形而上的思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和原来的思想完全对立，而是原有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前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一转变，与其说是使他的学说变成了另外一种体系，不如说，是为他原来的学说找到了天道、天命的依据，使得这一系统更加完善，而且具有了思辨色彩。

　　正因为孔子认为他的学说根源于“天”，因此，他对自己的学说充满自信，他相信有一种“天命”降临在他的身上。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竂其如命何?”(《宪问》)“天生德于予，桓趔其如予何!”(《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