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李隆基坐像轴（资料图）】

　　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

　　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

　　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

　　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

　　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说明】：唐·道士司马承祯曾师事潘师正，通辟谷导引之术。遍游名山，往来王屋天台间。武后、睿宗、玄宗皆召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所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玄宗开元中置坛王屋山命居，以三体书《老子》。八十九岁卒后，谥贞一先生，玄宗亲文其碑。

　　【简注】：①王屋山：在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等县间。中条山分支，济水源地。《列子·汤问篇》谓“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处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云云。又毛泽东《愚公移山》篇之“山”亦指此。

　　②道士：指奉守道教经典规戒并熟悉各种斋醮祭神仪式的人。一般指道教的宗教职业者。

　　③司马承祯：(647—735)，唐道士。字子微，号白云子。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从嵩山道士潘师正受传符箓和辟谷，导引，服饵等方术。居天台山。武后、睿宗、玄宗迭次召见，玄宗并从他亲受法箓乃居王屋山阳台观。又命他以三种字体书写《老子》经。正文句。殁后谥为贞一先生。著有《天隐子》、《服气精义论》、《坐忘论》、《道体论》等。皆修仙之法。曾居天台山紫霄峰，后居王屋山卒。

　　④天台：即天台山。在浙江省东部。甬江、曹娥江和灵江的分水岭。东北向西南延伸;南连仙霞岭。主峰华顶山，在天台县城东北，由花岗岩组成。多悬崖峭壁，飞瀑等名胜。石梁瀑布最为著名。隋代敕建的国清寺，为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唐道士司马承祯曾在此山建桐柏宫。唐诗人孟浩然曾赋《宿天台桐柏观》诗所咏即此。

　　⑤紫府：周末函谷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青牛前来。尹喜即请他写了《道德经》。后人因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玄宗在此即以“紫府”，喻赞司马承祯有道行。亦道士所居之美称。

　　⑥贤士：在此喻深通道家仪规及修有所成之士。

　　⑦祖：在此有恭敬礼送意。因古人出行时要祭祀路神。《左传·昭公七年》“公将往·梦襄公祖。”杜预注“祖，祭道神。”引申为送行。常用“祖送”、“祖饯”、“祖帐”等，示恭送。唐·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咏“麟阁良朋，祖送于青门之外。”又唐·王维《齐州送祖三》咏“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入。”

　　⑧逸人：即逸民。旧时称遁世隐居的人。《论语·微子》谓：“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又《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又孔子曾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玄宗在此指司马承祯。

　　⑨江湖：旧时指隐士的居处。《南史·隐逸传上》谓“或遁迹江湖之上。”

　　⑩城阙：城门两边的楼观。《诗·郑风·子衿》咏“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又引申为京城宫阙。白居易《长恨歌》咏“九重城阙烟尘生。”又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又《新唐书·隐逸传》谓“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玄宗在此指涉足仕宦者。

　　11异迹且殊伦：对江湖与城阙而言。指真修隐逸之士与那些沽名钓誉者大不相同。赞司马承祯是真隐者。

　　12幽栖：即幽居。指隐居。《礼记·儒行》谓“幽居而不淫。”苏轼《宿水陆寺寄北方清顺僧》诗咏“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也指幽静的居处。王希文《幽居》诗咏“深深水竹葺幽居。”

　　13俗尘：凡指与隐遁相对的世俗烦恼之累。

　　14林泉：山林泉石胜境。也指退隐之地。《北史·韦传》谓“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徐铉《奉和子龙大监》诗咏“怀恩未遂林泉约，窃位空惭组缓悬。”

　　15性：《三字经》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6芝桂：芝，即芝兰意。《孔子家语·在厄》谓“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按《荀子·宥坐》作芷兰，亦即香草。喻才质之美。桂：桂花，中秋前后，香气四溢。唐·宋之问《灵隐寺》诗咏“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玄宗在此赞司马承祯着意于幽谷自芳，不殷殷争名利于市朝。实有“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意。

　　17稽岭：据萧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注谓“地名、位于河南。”

　　18海滨：即海边。天台山位于今浙江天台县北近海。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观》咏“缅寻沧州趣，近爱赤城好。”又咏“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玄宗此句谓司马承祯从王屋山经过河南的稽岭一直去到海畔的天台山。喻路途遥远，跋涉不易。含惜别再见难意。

　　19音徽：亦即徽音。犹德音。《诗·大雅·思齐》咏“大姒嗣徽音。”谓续行其善教令。又抚琴弦所发出的声音谓徽音。刘峻《广绝交论》谓“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

　　20万古一芳春：此句或谓，从此一别，如再晤德象可能是远年的事了。

　　【释义】：司马承祯是唐著名隐士。研习道规，造诣颇深。曾在天台山紫霄峰，自建桐柏观久居不出。

　　《新唐书·隐逸传》谓“庐天台不出。武后尝召之，未几，去。睿宗复命其兄承祎 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所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广成之言也。’锡宝琴，霞纹帔，还之。开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淡室以居。善篆箓，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纟舀 至所居，按金箓设祠，厚赐焉。卒，年八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亲文其碑。”为一名修道隐者，三朝皇帝恩宠有加，颇耐人寻味。

　　唐自高祖、太宗、高宗朝崇儒礼佛;自武后，睿宗、玄宗朝尊儒敬道。这实际上反映了释道在不同时期对唐朝政治的影响。而儒学一以贯之，始终体现了中庸的特质。在释道参政方面，自南朝齐梁间道士陶弘景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之后，隋唐间道士亦一脉相承，既休养心性，又关切时政。故《新唐书·隐逸传》谓“其遁迹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司马承祯乃唐隐之一皎，然亦三受皇诏，挟无为之论影响人主，致宫廷诡道易逞，借喧耳之言干政，以至皇王忽略治国经纬，频摧唐厦动摇，甚至玄宗喜习神仙冶炼之法，隐形步罡之术。故道士吴筠曾直谏道。“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由此及彼可见道士与皇王的关系是何等的亲昵?

　　玄宗欲以无为治天下，然不得其要，贱其本而贵其末。故吴筠又讽谏道“深于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其余徒丧纸札耳。”不知老子无为之术以合于自然法则方可达“治大国若烹小鲜”之高妙境界。岂玄宗以诡谲之心所能深悟?其实玄宗亦知仅能见其华而难食其果。至于睿宗闻承祯所谓“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之玄说，仅嗟味称“广成之言也”而已。

　　自夏启之后，天下无不私者。为王者，自以为受命于天。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乡食 之，子孙保之。无不欲传祚万世。老子观前而知后，见夏商以降，王私天下。料后世必竞竞 争纷纭，涂炭苍生。故苦心孤诣，酝酿五千言，如蚕吐丝而说道德。欲抑霸兴王。《道德经》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然玄宗外钓无为之虚名，内争私欲之实祸，已置身炉冶之上，犹未悟其危。而司马承祯竟对睿宗谓“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之说，玄而又玄，似对实错。因孔子喧扬虞舜“天下为公”之论而列国不听，吕布韦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妙沦，而始皇亦不应。唐之为君者，皆非不知。在一己天下之内徒谈“与物自然而无私焉”之玄说，无异于与虎谋皮。知不可言而言之，无疑强唐君之所难。故睿宗仅嗟味“广成之言也。”广成之言，只宜言于广成之世，而令唐世欲行广成之治，实不可得。故韩非方有“世异则事变”之说。司马承祯未通世务，对营私之君而进大公之言，实为不识世变者。

　　然玄宗天宝初，仍用兵不休，摒忠用奸，日益荒淫，种种行事，大乖理体，而承祯所言又岂无规谏玄宗但合于君道，则符自然而天下必趋治化之意哉!如此与吴筠所谏“深于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寓意暗同。玄宗私重障聪，难悟《老子》之说，不独未识“夫唯不争，故无尤”之深谛，则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妙境何止万仞?玄宗“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所咏，其实也注入了他对承祯所言“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之境界，无法实现的无奈苦涩之情。

　　释迦牟尼《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不仅是净土行人的修行指归，也是君王治理国家的至宝。其《德尊普贤第二》谓“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城，坏诸欲堑，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贝宁 功德，示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以治国而论，整个国家，如一人体，而君王则如此人之心脏，心无疾则人体健。然君王域外争非己之疆土，域内夺他人之封地;廷前争皇权，后宫争美色。深入烦恼城中，堕进污垢池内。既受色受想行识五阴魔之困扰，复受贪瞋痴慢疑恶见烦恼魔之侵凌，而死魔又岁岁逼进，可谓集天下诸苦于一身者。唐玄宗天宝之际亦犹如是。

　　当天宝初国家鼎盛之际，如以太宗三镜和魏征十疏为意，肯切纳谏，摒奸用忠，则以治国而论，烦恼城可破，诸欲堑可坏，众生可调，妙理可宣，功德可就，必造大福于国人，岂非“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哉?无私才能合于自然，合于自然才能真正无私，真正无私才渐迈无欲，无欲才能渐近“清净平等觉”之妙境。

　　如玄宗辈尚不知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之妙道，又岂能悟释迦“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之化境?如此看来凡夏商周诸君以至为帝者皆以私而立，非以公而立也。故深体治国之道而不临帝位者岂非老子、孔子、释迦氏诸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