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孔子讲学】
80后在学生时代,流行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试成为检测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早已湮没在茫茫题海和死记硬背中。殊不知,早在孔子教书时,他就提倡启发式教学,而非强制灌输,还主张因人施教,补偏救弊。
一般人都以为春秋是个礼学盛行的时代,这个观念实在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春秋时士大夫的学问实在非常浅陋。现在姑且举出两个例子来一说:
鲁宣公十六年,晋将士会带兵灭掉赤狄甲氏和留吁、铎辰等部落,立下大功,晋侯向周王请求封册,命他为中军主帅,兼做太傅的官,执掌国典。不久王室起了内乱,晋侯派士会去和协王室。周王接待他,等到献上菜来,乃是些零碎的肉块。士会不知道王室的礼节,私向旁人打听。周王听见了,便召他来,对他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吗?天子的享礼用体荐(把整只的猪分成七块做菜),宴礼用折俎(零碎的肉块);诸侯当受天子的享礼,卿当受天子的宴礼。这是王室的典制呵!”士会碰了一个钉子,回国以后,才去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我们知道士会是晋国的贤大夫,又做着“博闻宣教”的太傅的官,他竟不知王室的普通典制,教周王给教训一顿回来,这可以证明当时的贵族阶级是怎样的不学无术!
鲁昭公七年,昭公到楚国去朝见,由大夫孟僖子做介(相礼的副使)。经过郑国,郑伯在本地慰劳昭公,孟僖子竟不能赞相仪节;到了楚国,他又不能答谢楚人郊劳的礼。回国以后,自觉羞耻,才去讲习仪文;只要听得有知道礼节的人,就向他去请教。到临终的时候,又吩咐他的两个儿子去做知礼的孔子的门徒,以盖他的前愆。我们知道鲁国是封建礼教的博物院,孟僖子又是鲁国的贤大夫,他竟至于不能当相礼的差使,这又可见当时礼学是怎样的荒芜了。因为当时礼学荒芜,一般贤士大夫有传授礼节的师傅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大圣人孔子便应运而起。
孔子是春秋晚年的礼学大师。原来古代有一种儒者阶级,所谓儒者就是靠勷助典礼和传授仪文为生活的人;孔子便是这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所以由他开创的学派,后来便称为儒家。据传说,孔子做小孩子的时候,平常游戏已知道陈设俎豆,练习礼容。长大后又非常好学,各处向人去打听仪制,所以他在很轻的年纪,便已有了“知礼”的名声。四方来跟他求学的人很多,二千年来的私家教育就确立在他的手里。据传说,孔子后来共有弟子三千多人,这虽然近于夸张,但他的门徒众多确是事实。
孔子开始把学术正式播传到平民阶级。他解放了教育的门阀,主张“有教无类”。他自己说过:“从具‘束脩’(十斤腊肉)来做贽见礼的起,我没有不加以训诲的。”他真是一个大教育家,他的门下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既有恂恂文士,又有纠纠武夫;既有贵族,又有平民,又有商人;甚至于有盗贼、乞丐之流的人物。他集合了各色各样的人才而以旧日的低等贵族为中心,造成了一个新的士的阶级。从此以后便有专靠私家教书讲学为生的人了。
在春秋时,至少在孔子以前,平民阶级可以说除了从小受父兄们各行职业的专门训练以外,所受的国家教育只有打仗一事。他们受了统治阶级的奴隶训练去供给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他们没有较高的知识,刚好给贵族们愚弄和利用。
在神鬼世界压倒人间世界的时代,宗教就是学问,巫祝们就是学者。巫是神人的媒介,神灵会降附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特别知道神鬼世界的情形。一定要精爽聪明足以与神灵交通的人才有充当巫的资格。祝是替人们祷告神祇的专门职业者,他们同巫一样能知道人们所不能知道的事情。巫祝与史又是一类人物。史本是掌管记载的官,但也兼管着祭祀卜筮等事;他们多是世官,又掌着典籍,知识愈富,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观古今,乃是当时贵族们最重要的顾问。他们会从天象和人事里看出吉凶的预兆,所以他们既是智囊,同时又是预言家。
但是,人本主义一起来,宗教便立刻失掉了权威。至少到春秋时,贵族阶级中已经渐渐产生出学者。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他的孙子武仲又因多智而被称为圣人。此外,如晋国的大夫叔向,齐国的大夫晏婴,吴国的大夫公子季札,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他们往往能够发挥人本的思想。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还要开明。
正式的哲学系统却是到孔子时才开始建立的。孔子是第一个以私家教学为职业的人,他建立了一种近于人情的哲学。那种哲学是以伦理为根本,推衍到各方面。我们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只是一种伦理的哲学。
孔子的观念的中心是“仁”。“仁”这一个字,在较古的文籍里,大概只是礼仪周备或多才多艺的意思。孔子把它的意义变更了。孔子的所谓“仁”,有广狭两种定义:狭义的“仁”就是同情心,广义的“仁”则包括一切的道德,就是指完善的人格。所以孔子的伦理观念是以同情心为基础而推到一切的道德上的。但是单说一个“仁”,不大容易使人领会;孔子所提出的较具体的道德名词是“忠恕”。忠就是把心放在当中,诚恳待人的意思。恕就是推己之心以及人,宽容待人的意思。据他自己的解释:自己想要立身闻世,同时也要使他人能够立身闻世,这便是所谓“仁”;其实这也就是“忠恕”。忠恕合起来,便是仁的根本。他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的道理是以一件原则贯通一切的。”据他学生曾参的解说,这一件原则便是忠恕,可见孔子是以忠恕贯穿一切的。
孔子又在许多道德条目中发现出一个抽象的原理,那便是所谓“中庸”。中就是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就是平常的意思。只要事事合乎中庸,便是事事合乎道德;所以中庸也就是仁的异名。
孔子所悬想的最完全的人格,是仁、智、勇三德合一的人格。以健全的智识和不怕的勇气去推行那同情心的道德,这就是完人了。
孔子的伦理思想虽然影响于后世很深,但统是平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见解。他本是一位教育家,所以他贡献最大的倒是教育学说。他首先研究人性,以为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习惯的不同而分歧了;唯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为环境所改变的。因此,他以为大多数的人都可用教育熏陶成好人。他把人类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为中人以上可以同他说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便不能这样了。他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主张因人施教,补偏救弊。他又以为研究学问应该从粗浅的起,然后循序进入高深;先要博学多识,然后加以贯通。他教人学习与思想并重,学而不思便无所得,思而不学便危险了。他因为教人思,所以他所主张的教育方式是领导的、启发的,而不是强制的和灌入的,这与现在的教育的主张大致相同。
他的政治思想,便比较是守旧的了。他主张维持封建时代的制度,提出一个正名的口号,要叫君臣父子们都依着原来的身份去做应做的事。上下有序,贵贱有等,才是治世的正常状态;如果上下贵贱失了次序,那便是末世的紊乱模样了。政治的目的,便是要把失序的紊乱模样改变成为有序的正常状态。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也有较新的地方:他反对当时的“道之(民)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治,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德”和“礼”的下及庶民,便是他提倡成的。他又主张一种感化政治,要在上位的人持躬以正,用正道去感化人民。他曾把风和草比拟统治阶级的君子和被治阶级的小人,他说:“君子好比是风,小人好比是草,草是跟着风倾倒的!”这种主义似乎是把封建时代的家族政治“乌托邦”化了。
孔子的宗教观念更守旧了。他同商、周人一样迷信着上帝,以为老天爷会赏善罚恶。他曾说过:“上天已经把德付托在我的身上了,别人能把我怎样?”这简直是以教主自居了。他又迷信着命运,以为一切事情冥冥中都有预定的;事的成败利钝,人的死生穷达,都由于命而不由得人们自己安排。这“命”的观念虽然以前已有,但似乎到他更理论化了。
然而孔子对于宗教并没有什么兴趣,他高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主义。他又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又不大说天命,更绝不谈神怪。在这里,他却是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义的思潮!
严格说起来,孔子只是个周礼的保存者和发挥者。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但这究竟是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所造成的事实,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
在孔子同时,据后世的传说,还有几位大学者,如所谓道家始祖的老聃,名家始祖的邓析和那“言伪而辨,记丑而博”的少正卯;但这些人物或传说多半是不可信的。
春秋时代除了哲学思想以外,文学和科学等也有相当的进展。现存的《诗经》中便有一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里面有深切的思想,浓厚的感情,美妙生动的文辞,已非西周时代枯燥生硬的宗教化和散文化的诗歌所能及的了。至于科学,较可叙述的有天文学和医学:天文学已能产生较精细的历法,医学也已有了能断人病症和生死的良医;虽然此时的天文学大致还被星占等迷信所掩蔽,医学也还染有巫术的色彩。
那时的艺术,看传世的工艺品,都很精细讲究,不亚于后世的作品。建筑物,据记载也已有了数里的宫殿。但是代表那时代的艺术,自然是为封建时代唯一的陶养性情的工具——音乐。那时的乐谱虽不传于后世,然而据记载,著名的《韶乐》已经能使我们的孔子听了之后三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来了。在那时,乐与礼是并重的,都是贵族阶级人人必须学习的艺术。当举行祭祀宴会等典礼的时候,必须奏乐。奏乐时,有歌有舞。歌辞的一部分,便是现传的《诗经》。舞,最热闹的是《万舞》,《万舞》是许多武士左手拿着乐器,右手拿着雉羽,或两手拿着武器,摆舞出种种的姿势。这种乐舞一方面是娱乐,一方面还含有习武的作用。
据说,郑、卫两国的乐曲是最淫靡的;但是迷人的魔力却颇不小。这是一种新起的音乐,所以称为“新声”。大圣人孔子曾有“放郑声”的主张。又宋国有一种特殊的乐,唤做《桑林》,是在举行大典礼时奏的。有一次,宋人用了《桑林》接待当时的伯主晋悼公;舞队出来,前面用了大旗和雉羽做标帜,舞容很是可怕,吓得晋侯躲入房中,后来甚至于因受惊而生病;可见这种乐舞定是当时不经见的了!
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的文化史的结果,终于不能不这样说!
摘自顾颉刚《国史讲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