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的名人传记不多见。这类读物中的内容，轻则道听途说，挂一漏万；重则以讹传讹，向壁虚构。《启功评传》却不然。作者赵仁珪教授是启功先生第一批研究生，近二十年来一直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科研课题。他与启先生同居师大宿舍，两宅相距仅一箭之地，得地利之助，他向启先生请益最勤。启先生非常欣赏赵先生的勤奋与才华，把他当成知己。二人肝胆相照，尽言无隐。赵先生对启先生的了解是最为深刻和全面的。

　　启功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艺术家。他的传奇经历、崇高品德、广博学识、艺术成就，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怎样把这部大书叙述得明白晓畅，繁简停匀，引人入胜，出类拔萃，非有大手笔是不能奏效的。

　　赵先生以哲人的视角、作家的笔触、丰富的材料、饱满的热情、谦抑的态度写成的这本四十万言的纸质读物，对传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充分的展示。其叙述概括而不失工致，简要而不失周全。至于评论，更是把启先生放到文化史、艺术史的高度予以观照，因而也具有了历史的意义。

　　启先生从小受佛教思想影响，众善奉行，受恩知报。他对他老师陈垣先生永存感激之情，并用种种方法予以报答，他说老师恩情终生难报，“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了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他把与恩师的关系比喻成“信有师生同父子”。

　　启先生把老师对他的关怀、关心、关注，牢记于心，并把老师的这种恩泽广施于自己的学生、朋友及其他晚辈之中，他把这种行为视为对老师最好的回报。他常对不好意思接受他帮助的后生学子们说：“你别不好意思，我这是借此机会报答我的老师呢！”在上世纪40年代，他早年的学生回忆道：“启先生主动告诉他的几位家境不甚宽裕的学生，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一下生活。每次总有几位年轻人到启府就餐。而启老太太、老姑姑及启师母对这些学生也视如家人，经常为他们的衣服缝缝补补。”

　　启先生助人之困时是相当慷慨的。赵仁珪先生毕业留校任教时，挣五十多元工资，但要扣除三十元的房租，剩下二十多元又要吃饭又要养家，实在困难。启先生知道此事后，业已七旬的他亲自爬到赵先生的四楼，送上一番安慰和二百元现金。按留校老师的工资折算，那时的二百元最少相当于今天的两万多元，如果以房租论的话，三万左右当不在话下。面对如此一笔巨款，不仅赵先生的眼泪夺眶而出，就是笔者读到此处也不免双泪沾巾了。受到启先生无私资助的朋友、学生太多了，包括笔者本人。启先生的一件赠送友人的书法作品虽然拍到八百多万人民币的高价；但是启先生并没有什么钱，他的书画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白送单位和个人的。启先生从来不把钱当钱，“不把东西当东西”；他去世后，家中几无余资。

　　启先生平易近人，助人为乐，笑口常开，但是，他并不是一位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任何人也不能挑战他的原则和底线，否则，他说出话来，能把人噎个半死。“有一次，一个地产商准备好纸墨笔砚，非让启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启先生脸一沉，道：‘你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往里跳呀？’”

　　启先生终身执教，每自称教书匠。他课业极熟，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化古为今，变远为近。有一手化神奇为屑小、变高深为戏谑的手段，使你终生牢记。

　　启先生在讲汉语四声时，以《世说新语》中的文人逸事为例，在课堂上也学起了驴叫，并解释驴叫与四声的相互对应关系。当满堂哄笑时，再接着抖第二个第三个包袱。别说当时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笑得前仰后合，就是事过多年，作为读者的我看到这一幕，也忍俊不禁，笑出了眼泪，连连说道：“启先生，您真能哄！”

　　作者是文章老手，技法纯熟，文采风流；神来之笔，精彩瞬间，俯拾即是。在叙述启先生草书作品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启功先生草书中最见功力者，当数那些‘近游丝体’，全篇几乎用等宽的细线盘曲而下，一气呵成，富有弹性和韧劲。而筋节处亦毫不含混，真应了‘银钩铁画’‘盘金屈铁’这些成语，堪与‘吴带当风’相媲美，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运笔之美，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线条艺术的口味与刚柔结合的美感……等字中，长竖大撇，划空而来……等字中，陡折圆弯，绝尘而去，无不充溢着飘逸潇洒之美。”这些文字好像不是在写静态的书法作品，而是在描绘比武习剑中游仙侠客的百态千姿。

　　评传是研究性的传记著作，研究得是否全面、深入，评价得是否冷静、客观，是决定一本评传高下的关键。作者身为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对启功先生研究近二十年，向启先生当面问学极勤，应该说，在研究启功先生的历史、学术、艺术等各方面，赵先生执牛耳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赵先生是这样评价启功先生的：“放眼历史长河，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文化领军人物并不多见。毫不夸张地说，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数世’之翘楚……他既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二十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因此，启先生既有时代普遍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二十世纪文化现象中很有意义的个例。”

　　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中肯的、公允的、冷静的、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