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时代也被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筚路蓝缕、生生不息，留下了早期华夏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轨迹，形成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国家的文明路径。这是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体”之路。它预设了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也彰显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

　　炎黄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部族集团。首先，黄帝族与炎帝族经过阪泉之战，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炎黄二族为主体的华夏集团。后来，华夏集团向东、向南扩张，分别与东夷、苗蛮集团通过战争而相互融合。三大部落集团融合后，随着夏王朝的建立，以王朝国家为框架凝聚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所以，华夏民族从其最初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是以炎黄为主干，又融合了部分东夷、苗蛮等众多部族集团而形成的，华夏民族在血缘上并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延续，而是以中原地区为其共同的地区，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在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文化民族。

　　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黄帝是其最主要的促成者。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时，天下未定，“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黄帝“修德振兵”，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后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打败炎帝、擒杀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由此成为“天下共主”。对战败者，黄帝并非赶尽杀绝。阪泉之战后，黄帝想方设法安抚炎帝族人，“择其优秀和平者，予以官爵以羁之，封之国土以容之，崇其明祀以縻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让原本兵戎相见的炎黄二族，最终得以化解积怨、消除隔阂，视对方为同族，彻底融合在一起。擒杀蚩尤后，黄帝同样也是采用怀柔策略安抚蚩尤旧部，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附自己。后世圣王，特别是那些开国明君，纷纷仿效黄帝这一做法。如商灭夏后，商汤“封夏之后”（《史记·夏本纪》）；周灭商后，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黄帝以战促和，以德报怨，成功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融合，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路。

　　从炎黄到尧舜，再到夏商周三代，在不断征伐与融合中，东夷、苗蛮、夏人和商人等逐渐消失了。诚如王震中所言，在两周时代，始于夏代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由“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升华，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存在，但作为自称亦是他称的“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还未出现，故称为自在民族，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夏”“华夏”之类的民族称谓频频出现，这是这种民族自觉意识的强烈表现，故属于自觉民族（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就民族融合而言，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止，秦汉时期人口众多、文化趋同的汉民族就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了蛮夷戎狄等族群发展而来的。

　　中华儿女在姓氏来源上对炎黄二帝的“认祖归宗”，亦是炎黄文化促进民族认同、民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方面。

　　姓氏是标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及其相关文化内涵的符号。姓的本质是血缘性，同姓一定是出自同一个祖先（封建时代的“赐姓”现象除外，因为“赐姓”所体现的已不再是血缘上的同宗，而是文化上的共祖）；氏虽然社会性更明显，但也往往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

　　秦汉之前的姓氏谱系原本是多元的。如《庄子·胠箧》所载十二古帝均有姓氏。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司马迁此说原出自《国语》。《国语·晋语四》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昌意——颛顼（舜、禹）；二是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尧、商、周）。不仅尧、舜、禹（夏）、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郑樵《通志·氏族略》云：“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陈、田、姚等皆出自舜族。禹族姓氏有禹、夏、党等，楚族姓氏有熊、屈、伍等，尧族姓氏有刘、祁等，商族姓氏有殷、商等。周族姓氏无论种类还是人数皆为最多。可见，从姓氏来源看，中国绝大多数姓氏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黄帝。

　　姜姓是炎帝的直系子孙，《国语·晋语四》称“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哀公九年》亦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春秋时期姜姓人群不仅数量众多，分布也挺广。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考证，炎帝后裔的姓氏，除姜、齐、许、申、吕之外，还有伊、纪、向、甘、薄、赖等。可见，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炎帝也是不可或缺的始祖之一。

　　《国语·周语下》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正是因为炎黄在中华姓氏谱系中的源头地位，“同宗共祖”的观念才会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之共识。当然，仅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每一位中国人不可能都是炎黄子孙。但是，以炎黄为始祖的姓氏谱系，从本质上讲，它并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祖源记忆，更是一种文化认同。所以，在思维习惯上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是以文化为内聚的。时至今日，以炎黄为始祖的中华姓氏谱系，对促进民族认同、民族凝聚，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古文献记载，神农之治天下，“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淮南子·主术训》），神农为寻药而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黄帝之治天下，“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韩诗外传》），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白虎通义》）。炎黄二帝所体现出的这种修道德、行仁义、牺牲奉献、协和万邦、创造发展等精神，我们称之为“炎黄精神”，它既是民族精神的源头和根脉，也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内核和基因。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炎黄文化、炎黄精神的内涵也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经过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弘扬，最终凝练、升华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渗透进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地域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炎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就文化方面来说，它指的是炎黄及其后裔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尽管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大家都有一个自觉的“中华”认同，即都是“中国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炎黄二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炎黄文化、炎黄精神也是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以炎黄精神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中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炎黄精神代表着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炎黄正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

作者：李俊（信阳师范学院校长、炎黄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炎黄学概论”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