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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朝历代皆是重道轻器。匠为末业，匠役至微。

　　士农工商，构成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学者和由学者组成的官员是社会精华，占有社会的最高地位。农业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是美谈，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

　　匠人是兼具力工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人，他们大多是文盲，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工作是粗俗而肮脏的。匠人们没有话语权，为主流社会所排挤，更休谈著书留名了。

　　因此，有关工匠的传记，史册所载，屈指可数，最多可散见于文人笔记中。如汉之胡宽、丁缓、李菊，唐之毛顺，宋时木工喻皓，这几人以工巧之技，名盖一时。

　　一旦编入匠籍，世代不得脱籍

　　明代科举考试时，家庭成分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这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烙印，每个人在出生时已分成三六九等。

　　很多功成名就的英雄以为自己多牛，实际上并非全是，在时势面前，人是渺小的。没有群雄争逐的时局，英雄谋臣老死牖下，毫无用武之地，刘邦还是以亭长终老泗水，樊哙还是个杀狗的屠户。

　　在那个年代，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家中必须有人习匠，手艺世代相承，确保帝国营建土木时有工役补充。

　　同时，从洪武到宣德年间，规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单丁减轻或放免。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在巨大的身份反差面前，最现实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除籍入仕。

　　明人尹直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尹直的同乡、老前辈萧子韶，是木匠之子。洪武初年登进士第，朱元璋问他的家世，萧子韶当场赋了一首诗：“严亲曾习鲁班机，常年制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第一枝。”

　　朱元璋做过和尚，念经识了些字，后自学成才，颇好吟咏，最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风格诗了。

　　凭借技术逆袭，工匠走上仕途

　　匠人们进入官僚阶层，除科举入仕外，还有技术入仕，这更有难度。明朝有几位靠技术逆袭的工匠，他们到今天都是个传奇。

　　宣德初年，无锡石匠陆祥，官至工部左侍郎。陆祥的母亲年老生病，皇帝亲自去探视，命光禄寺每日供给酒馔，且赐金养老，荣耀非凡。

　　吴县木匠蒯祥，参与了北京宫城的营建。蒯祥的父祖辈都是技艺高超的木匠，且都参与了南京宫城的营建。正统年间，蒯祥历官至工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被皇上称为蒯鲁班。

　　蒯祥活了84岁，历经洪武至成化九朝八帝。他去世后，皇上赐赏有加，荫及子孙。

　　有关蒯祥的笔记小说不少，焦闳《国朝献征录》中说：“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俭朴不改……既老尤自执寻引，指使工作不衰。”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四中记载：“明工部侍郎蒯福墓在香山吴璠村。福，永乐初以木工得官。又有蒯祥、蒯钢、蒯义，并至侍郎。蒯瓛官至少卿。”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说：“当天，顺毕工时，尚书赵荣、侍郎蒯祥、陆祥，各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袭，荣以楷书。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异途可笑。”

　　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对陆祥、蒯详等以匠人身份入仕，还是觉得新鲜与观望的。这与营建两京需要技术人才的时代背景有关。

　　朱元璋营建南京城时，使用了近百万人力；明成祖朱棣修筑北京城时，也调集了30多万工匠，百万民工，经3年半才营建而成。

　　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建筑方面是外行，经常招致皇帝的不满。如嘉靖36年（1557）重建奉天门时，工部尚书赵文华惶窘无计，“支词以对，上怒逐之。”

　　因此，匠人中的佼佼者便脱颖而出，深得皇帝赏识，一步步从工匠脱籍而走上仕途。

　　据说，蒯祥技艺超群，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者。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修缮，持吃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不失毫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