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全面的抗战，是自1840年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奴役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到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全民抗战中，全民族抗日教育如火如荼，在抗战烽火中弦歌不断、薪火不绝，为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抗战初期，“亡国论”暗流涌动，“速胜论”笼罩一时，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根据中日两国的特点和国际形势，毛泽东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为了坚持抗战，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教育必须为长期战争服务，必须唤起民众，必须为抗战建国准备各级各类人才。教育不仅要考虑抗战胜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战后建国的需要，这为抗战教育提供了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教育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把国难教育、国防教育转变为抗战教育。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明确提出了“抗日的教育政策”，号召进行“三实”教育变革：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指出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全民族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各根据地、边区政府具体实行抗战教育的四大政策。

　　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创建了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培训抗战干部，就成了“战斗任务”。为了教育老干部，使他们理解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适应抗战新形势，同时，为了争取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抗战服务，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仅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高级干部学校就达17所，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其中，抗大总校办学9年，共毕业了8期学员，共29072人。“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根据地到哪里，抗大就在哪里扎根。抗大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共培训出十万余名军政干部。“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学员们“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干部教育为抗战胜利和建国复兴培养了大批的抗战建国人才。

　　群众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也为抗战建国服务。群众教育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培养具有民族意识、有胜利信心、有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抗日国民。中小学教育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采用正规的中小学与不正规的村学、识字组、读报组等多种形式办学，根据群众自愿原则组织文教工作，实行“民办公助”。有些根据地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如《中学法》《小学法》《小学教员任用及其待遇条例》《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等，动员、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条件更危险的游击区，广大抗日师生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开展抗战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有的准备两套教材，轮流站岗放哨，敌来则应付，敌退则恢复;有的则在地道中坚持教学，宣传抗日。

　　(二)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体制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教事业的破坏，国民政府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实施战时教育体制，采取了四大举措：

　　一是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入内地。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下令各校内迁。1938年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高校内迁工作。中国开始了近现代最大规模的教育内迁。北大、清华、南开先是迁往长沙，后再迁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师生转移至西安，1938年再迁至陕南城固、南郑等处，组成西北联合大学。整个抗战时期，全国114所大专院校，有77所内迁。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的中级知识分子得以转移到大后方，“保存了民族的知识力量和控制了对敌作战的教育制高点。”

　　二是创办国立中学，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沦陷区许多中学被迫停办，师生四散，流亡内地。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变了以往无国立中学的办学体制，在内地设立临时国立中学，专门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正式设立国立中学。1939年国立中学共34所，主要分布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青海、宁夏、绥远、安徽、湖北等地。

　　三是设置“教育指导区”，开展反奴化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设置“教育指导区”，联络、吸收敌占区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38年，沦陷区9省4市设置了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1939年正式成立“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1940年，国民政府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

　　四是设立贷金制，救济困难学生。由于战争，在大后方的很多大中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为救济困难学生，1941年教育部规定，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1943年又出台了新办法，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在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三)民主教育人士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

　　众多民主教育人士为了全民族利益，在抗战前后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积极为抗战教育服务。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发展为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提出普及生活教育运动四大任务。为配合全面抗战，他提出了“我们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地抗日战争。”他推进生活教育实践，他收留难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晏阳初领导平民教育社，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继续进行平民教育，提高民众的抗日救国觉悟和素质。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民主教育人士以抗战教育作为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