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起，中国经典迈向西方，使得它们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经典，而逐渐变成全世界的经典。那么西方人如何第一次阅读、理解、翻译和传播《论语》，使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呢？《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拉丁文本，见于一本可以被看作中国思想的百科全书之中，即《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巴黎，1687年）（后被简略为《孔夫子》）。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先秦诸子、先秦儒家、宋明儒家、道教及中国佛教。除了《论语》的翻译之外，它还包括《大学》和《中庸》的翻译。

　　其实，1687年所出版的译文积累了耶稣会传教士一百年的功夫。从1583年起，来华的传教士主要用《四书》来学习中文。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用《四书》来准备一些语言教材。 不过，有些部分对于西方读者还是不易懂，因为西方的读者缺乏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传教士要提供很多语言和历史材料。因此，在广州，从1666年到1671年，有一批传教士投入了对《四书》的翻译工作。

　　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继续翻译，加上中国注疏家的注释译文。这样一来，译文不再是一本语言教材，而更具有学术价值。不过，因为工作量太大，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决定放弃《孟子》，而只完成《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此后，还有六位耶稣会士修订了译文。

　　1671年，译稿被寄到欧洲。但是直到1687年，在皇家图书馆馆长的大力支持之下，这本书最终面世，标题为：“中国人的哲学家孔夫子，或者中国知识——用拉丁文表述，通过殷铎泽、恩里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

　　传教士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思想构成了一种体系，即“中国知识”，因此，翻译《中庸》的时候，他们用“中国知识”为标题。这暗示，中国思想体系能够回应“欧洲知识”，从而建立两个体系之间的思想桥梁。出版的时候，书的封面上保留了“中国知识”的字样，只不过并非著作的标题，而只是副标题而已。翻译者柏应理决定把注意力从“中国知识”转到“孔夫子”本人，使标题变成为“中国人的哲学家孔夫子”。虽然中国思想把孔子放在很高的地位，但是在近现代之前，中国文化思想中没有“孔教”，只有“儒家”。然而，这并不妨碍柏应理把整个著作挂在孔子的名下，好像孔子一个人就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思想。

　　翻译家柏应理很可能考虑到，一个哲学家比一套哲学理论更有吸引力。或许他要证明，孔子的伟大不仅仅在他的思想方面，更主要在他的人生。无论如何，柏应理突出了孔子。这种选择后来在西方思想里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直到今天，一般的西方人不知道“儒家”这个名字，而只知道“孔夫子主义”。因此，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偏向“孔夫子主义”的经典，而几乎忽略了中国的其它经典。虽然十九世纪开始翻译和研究其它经典，但是，至今“孔夫子主义”仍占上风。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经典传入西方的时候，西方人有选择的空间，他们选择了最符合他们自己兴趣的经典。

　　（牧童摘自《中国哲学史》，梅谦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