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新专栏】(文化访谈系列之三)

　　王岳川：北大精神与中国文化气象

　　——访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接受访谈。赵萌 摄

　　【人物简介】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书法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方法论，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长期临习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对草书最用力，力求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坚持“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汉字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并逐步达到汉字文化的世界化。

　　【阅读提示】

　　◆ 要有“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的治学态度，“义理”就是要懂得哲学、逻辑和思想史的演变;“辞章”就是表达要有文采;“考据”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

　　◆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就是季羡林这样的精神——学贯中西、谦虚谨慎、奖掖后进、止于至善。我认为季羡林这代学者，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定要保持个人的学术独立和思想的前沿性，要有与众不同的精神表达方式。

　　◆ 每个人在国内是什么样子主要关乎自己的形象，但一旦出国就关乎中国形象，故应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和捍卫者。

　　◆中国文化的底线不能丢，个人对文化的终极关怀不能丢，中国文化的DNA不能丢，这个根和本就是正路，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本真所在!

　　◆我在北京大学提出了北大书法的“十六字教学纲领”：“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会通中西才能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视野

　　钟永新：王教授，您好!您在《我的读书生涯》文中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能否请您首先谈谈您在治学路上印象最深的一些重要阶段?

　　王岳川：每个人的治学道路都不一样，我的治学道路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某种个体的意义。

　　我的治学历程简而言之就是努力做到“会通中西”，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中学时代。我的国学底子基本上是在中学打下的，包括以下几方面：1)中学时我已经阅读和背诵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很多经典;2)我五岁开始学写书法，但是从中学开始才真正具有书法意义而不是仅仅写字;3)我从初二开始演奏国乐二胡并学习小提琴;4)我的国画是跟重庆著名画家苏宝桢的学生徐华明老师学的;5)我学习《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芭蕾舞剧，而在高二创作小舞剧《野营途中》总谱。有人会疑问，那时候正处于“文革”，你怎么能搞这些文艺爱好，其实当时读经典只能是“地下读书”。今天的青少年，用手机、电脑可以下载无穷多的书却没有时间读了，天天看些三流电影，说些八卦新闻。而我们那时知识非常匮乏，虽然视野不宽，但只要静心，就可集中精力去精研一本书。有人认为中学不重要，选个好大学更重要，我则认为高中阶段对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尤其关键，它正好是孔子所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十五”。古代人少年就已知道并计划要为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做些事情，今天一个胸无大志，匆促上阵者，高考后随便填个志愿，当然成为大才者少之又少。

　　中级阶段是在大学。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的。上世纪1977到1981年正是全盘西化很厉害的时候，我不为所动，毕业学位论文选择的题目是《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我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个小阁楼看善本书，那时一听善本书都觉得这个词隔膜已久，而经过文革保存下来的孤本或珍本更少。我与图书管理员关系非常好，每天跟上下班一样，吃完早饭就去善本室，上午有课就罢了，下午还去，到了关门时就把白手套物归善本室。读古代经典后收获很大，大抵有以下几方面：一，它们是经过历史淘汰下来真正的经典;二，翻阅这些距今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书，印刷之精美令人心动，如今那些粗制滥造的书实在不忍卒读;三，它让我学会了一种治学态度，即“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就是要懂得哲学、逻辑和思想史的演变;“辞章”就是表达要有文采，光是满腹经纶，人家听不明白你说什么也不行;“考据”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要毁掉一个民族首先是毁掉它的历史。我在大学时代研究杜甫就要有考据史论之学，研究杜甫美学就要有义理之学，研究杜甫诗的论文表达更要有诗性辞章之美。今天我写的文章还能让人读下去，与当时在大学四年，每天苦读14小时有紧密关系，除了在图书馆能够读书10小时外，回到自习室还要熬夜到很晚。我们那代人跟现在不一样，我们是经过“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一代，那种要拼命补课，想全力把逝去的时光追回来的使命感很强。

　　第三阶段是到北大读研选择了研究西学。现在我指导博士生写论文时，一般读硕士做国学，读博士就必须做西学;读硕士做西学，读博士就必须做国学。很多硕士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国学的，做博士想省事想继续写。我认为更换研究领域的好处可以让人换位思考，既站在中国立场又站在他者立场上看问题，就会少一些文化误读。我的文章里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少，基本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站在开放包容的角度写作和发言。北大读研结束后我留校任教，我现在做的都是我大本做的国学和读研做的西学的继续。但是，“会通中西”谈何容易，我们这代77级基本上可用8个字概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是指我们的国学根底不足，不像胡适从六岁就开始读古文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很多人在六岁时基本还不懂事。“后天失调”指的是很大年纪才出国，而民国时代很多人在20岁就出国留洋，像陈寅恪那样在西方一呆就十多年。我们这一代在治国学时总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四书五经、十三经没有融化到这一代的血液当中，我们还只是在做理性研究和说古人的思想，没有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说到西学同样也是如此，包括我熟悉的其他专家，年纪很大才出国，在西方呆过一段时间后还是感到有文化隔膜。我认为今后的青少年在22岁前要广泛学习国学，大学毕业后要到西方起码深造十年，这样才能“先天有足，后天有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