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新专栏】(文化访谈系列之九)

　　张志烈：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

　　——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张志烈会长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志烈教授访谈 (钟永新 摄 2013年6月2日)

　　【人物简介】张志烈，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著作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被学术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

　　【阅读提示】

　　◆ 把历史有关记载和前人有关研究全部熟悉后，才能开始你的研究。

　　◆ 东坡文化精神的根本所在：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 从核心价值观相通和审美感悟力相通来探讨杜甫和苏轼精神特质的契合，对于深刻理解两位文化巨人的全部文化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学力求鸿博、精审、打通

　　钟永新：张会长，您好，您是唐宋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曾师从庞石帚、杨明照、屈守元等蜀中名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老辈学人对您走上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有那些主要的学术启迪?

　　张志烈：我毕业于温江中学，后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上世纪60年代的川师中文系可谓良师满庭，有屈守元、汤炳正、王文才、雷履平、王仲镛、徐仁甫等诸先生。我们除受业师长而外，更多须自我觉醒，去跋涉书山，伐柯琼林，采珠大海。当时我曾自撰小令词《西江月》“清风明月半壶茶，哪管长冬短夏”借以抒怀。1963年国家公布招收研究生，于是我以师范应届毕业生资格去应考，经笔试、论文、面试答辩，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教授的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生，1964年庞先生病逝后，转由杨明照和邱俊鹏两位教授指导直到毕业。

　　庞石帚先生在指导我读研究生时，除听规定课程外，还要求我从头到尾读《文选》，不懂的再去问他。一次，我读到纬书的书名，不知何意，就去问庞先生。先生时年近七十，又患哮喘病，坐在躺椅上，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把纬书产生的由来、内容、分类、流传和研究状况给我讲解清楚。末了对我说：“这些问题，一次解决，以后就别问了。读过的书，要记住，不然无法运用。”这次谈话，给我很深的启示。

　　杨明照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教研室主任，我开始从事初唐四杰研究时，杨先生对我说：“你必须把四杰全部著作读完读懂，把历史有关记载和前人有关研究全部熟悉，才能开始你的研究。”以后研究问题，我都力争这样去做。

　　屈守元先生是我读川师本科时的中文系主任，读二年级时，他叫我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点读一遍。说“中国古代文学产生在中国历史社会，不弄清这几千年历史，你怎么能研究?”点读完《资治通鉴》后，我从中悟到很多东西。

　　三位老师对我的指导大体是相通的，归纳起来，有三点最为突出：

　　一是要追求鸿博。做学问要眼光高远，视角闳阔，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如庞石帚先生的《国故论衡疏证》，对章太炎原著所涉及的经子文史以至佛典、域外之书，都为之寻根究底，辨别是非，并且对章书中的一字一句，无不沿波讨源，理解冰释。

　　二是要追求精审。作为文本基础的一字一词，皆当穷其原委，而务必精细准确。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两书，其特点是每校改一字，皆能如钉钉木，不可移易，这是从事文献校注应努力达到的目标。

　　三是要追求打通。就是要能熔铸百家，贯穿古今，会通中外。章太炎学术即有此特点，故庞石帚先生的《国故论衡疏证》必然循其思理，着力处处打通。屈守元先生的《韩诗外传笺疏》也有此特点。《诗经》经孔子删定，属儒家经典，实际情况是道、墨、名法，九流十家，莫不传习，韩婴编《外传》，不能不博采诸家，《笺疏》寻义深探，自然更是要汇百家而贯古今了。

　　还有一点，三位老师的代表性著作，皆是真积力久的成果。庞石帚先生就自言，他花了十年时间研读完章太炎的全部著作后才完成《疏证》，而且到晚年还在修订。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屈先生的《韩诗外传笺疏》，原本都是他们大学毕业时的论文，真正出版面世都是在晚年了，这里寄寓着对后辈不言自明的身教。

　　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钟永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开展了许多颇具影响的学术研讨和文化活动，您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长，能否谈谈在当今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弘扬东坡精神，传播东坡文化"的意义所在?

　　张志烈：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从平生著述之宏富，作品流播之广远，喜爱读者之众多，研究探索之热烈，对中国及世界人文精神影响之深入巨大等方面看，都永恒地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其一，从“文学艺术”角度看，苏轼是顶级的多能文艺大师。

　　他的散文包罗宏富，气势纵横，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他的诗摆脱束缚，发抒自由，命意新，体物工，语句畅达而精炼准确，比喻丰富而贴切新鲜，是宋诗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代表。

　　他的词内容博大，风格多样，极豪雄刚健之致而无叫嚣，极深婉缠绵之思而不细碎，开拓了词坛豪放清旷一派。

　　他的书法丰腴跌宕，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冠。

　　他的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湖州竹派”的代表，竹石自成一格，开文人画的先路。

　　其二，从“文化”角度看，苏轼是具有多领域学识和多方面贡献的功勋学者。

　　举凡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画论、书论到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他都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认识。

　　实际上，东坡一生都在广泛学习、独立思考、勤奋写作。在他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与《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和立身行事的生活实践中，处处都贯穿着他进步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全部东坡文化精神的根本所在。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

　　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就记载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他10岁时，在母亲的教育下，就立志把汉代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而牺牲的范滂作为自己的榜样。儒家 “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基本思想，在《书传》中对此作了很多发挥，如在解释“五子之歌”时说：“民可近者，言民可亲近而不可疏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贱。若自贤而愚人，以愚视天下，则一夫可以胜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尤为重要的，他一生为官的实践中，处处为人民做好事：在凤翔，改革“衙前”役法;在密州，拿出库粮收养弃儿;在徐州，为保护人民抗洪救灾，“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在杭州，整治西湖，便生产，便民生;还捐钱设免费病坊;在扬州，废除生事扰民的“万花会”;在定州，惩治贪污吏胥和骄横军将，整顿边防部队;贬到惠州后，还捐钱为当地修桥;在广州帮助地方官用竹筒引白云山蒲涧泉入城，解决居民食用淡水的困难。他的政绩，正是他的崇高政治理想见于事功的表现。

　　(二)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

　　说真话，凡事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是苏轼认识上的最大特点。早年他在《上曾丞相书》中就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这种求实务真的观念，贯穿其一生，他的名作《日喻》《石钟山记》《黄荃画雀》《戴嵩画牛》等等，也都体现了这个观点。此外他在政治实践上先后与王安石、司马光的争论，也缘于他的这种认识追求。

　　(三)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

　　这是他一生不动摇的行为准则。在《徐州谢上表》中说：“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岂有意于为异，盖笃信其所闻。”最集中体现这个精神的是元祐二年(1087)所写《与杨元素书》：“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这封短信，是东坡人格、灵魂的投影。明乎此，则诗文词中流露的许多不惧打击迫害、坚持独立人格尊严的意象全都可以贯通了。

　　(四)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他认识到的东西，不放弃，不妥协，对外又有巨大的适应性，乐观顽强，随遇而安，面对任何打击、任何矛盾、任何困难，都能以其特有的人生智慧，转换视角，调整认知，幽默化解，总能在现有环境条件下找到可以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有利因素契合起来，从而转化为精神解脱的良药，始终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比如有名的《超然台记》，就是写他超然物外、所遇斯乖、无往不乐的生活体验。所谓超然，即游于物之外，不为物所蔽，即从庄子“逍遥”“齐物”的观念，主动转换视点，从而摆脱现实环境造成的苦闷，收无所往而不乐之效。这是苏轼一生处逆境时进行心理自助、调适情绪、稳定精神的基本途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苏轼，苏轼融汇了传统并以自己的丰富实践在各个文化领域开拓创新，对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折射出中国文化人的情感世界和事功世界，其光耀辉映着千年的文化天空。他所思考论述的问题，深刻地涉及广阔的社会人生，对于后世的人们如何面对生活，开创未来，具有多方面的滋养、借鉴和启迪作用。今天结合国情世情，传播东坡文化，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全民道德情操，提高群众文化知识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都是很有益处的。

　　四川眉山三苏祠苏轼盘陀像 (资料图片)

　　入眼琼瑰天地美 罗胸丘壑古今幽

　　钟永新：《苏轼全集校注》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词、文进行了全面校勘、注释、编年、辑佚、集评，被誉为“这是一部金声玉振之作，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是中国文化的大雅之音”，请介绍下本书的特点和您的校注经验。

　　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是四川大学几代学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而完成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体例上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轼的全部诗、词、文作了“五通”的工作。

　　一、通收。以孔凡礼先生校点、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龙榆生先生校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坡乐府笺》为底本，对全部苏轼诗、词、文篇目进行考辨审核，辑佚剔误。

　　二、通校。本书承用底本校语处，一律加以说明;凡于异文判定有取舍不同处，皆出校记。在继承底本校勘成果基础上，又校正了底本不少失校误校之处。

　　三、通注。苏诗、苏词是在旧注基础上新注，苏文绝大部分则是“开生荒”式的另作新注。注释范围包括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史实、事件、典故、僻难词语以及解读该篇内容有关之一切因素。对前注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订讹匡谬，补漏删芜，在征典释义、探究本事、交代背景等方面创获颇多。

　　四、通编。在参考宋代以来前贤时彦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考订，其中多数作品属首次编年，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内容，极有价值。

　　五、通评。自宋以来，各种著述中对苏轼作品作记述、议论、评价、赏析的文字非常繁多，于解读文本，广有裨益。本书在博览深究的基础上，对其中见解卓荦，富有代表性者予以采集。凡涉评析鉴赏者为“集评”，凡记述相关背景有助理解者为“附录”，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本的资料和线索。

　　回顾参与这项工程近三十年的时间，最实在的体会就是，在压力下勤奋读书、沉潜思考，是做成事的根本条件。另外我们校注组还建立了严格的“两审”编写制度：初注者完成后，送交一审，一审提出修改意见，返还初注者。经修改后，送交二审，二审继续提修改意见，再经修改，才算完成初稿。各位参加编写的老师在上述流程中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写条子交到我处，由我负责解决。

　　如金诤先生写给我的条子中有这样一条：“飒飒东海，鼓舞于四维。”东海的出处是什么?这条是在苏文卷一《快哉此风赋》中语此处。“东海”二字乃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观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当初收到这些条子时，并不是一下都能找到出处，得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翻书。几天才能解决一条，是常有的事。读苏轼的全部著作，读苏轼重点读过的前人著作，思考线索去找苏轼可能涉猎的书籍，是我们能够勉力完成校注工作的基础。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我们的校注只反映当时的认识水平。所以《苏轼全集校注》出版后，我写了一首小诗：“苏海汪洋学泛舟，探骊琢璞继前修。成裘集腋倚才骥，拾叶添薪愧老牛。入眼琼瑰天地美，罗胸丘壑古今幽。更将新奏期来哲，铁板铜琶共九州。”相信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苏轼文化精神的研究，必将取得更新更好的成果。

　　《苏轼全集校注》书影 (资料图片)

　　文化精神契合的两通：核心价值观和审美感悟力

　　钟永新：您既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又是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曾撰写《文化巨人精神特质的契合——简谈杜甫与苏东坡》，对这一唐一宋两位文学家进行比较，请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的文化精神契合?

　　张志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基本精神可最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即以人为中心的重人生、重人的责任与义务、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社会关怀精神。第二，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也就是把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的综合思维，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与和谐。第三，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也就是各文化要素多样统一、交融互动、充满活力的和合文化精神。

　　杜甫和苏轼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他们对华夏文明的承传发展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影响及于全球。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文化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想道德人格的浓缩与凝聚。深刻理解杜甫和苏轼，是走进中国文化殿堂的钥匙。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完全合拍，是华夏民族文化基因与历史时代环境相互作用而绽放出来的精神花朵。

　　对于唐宋两代而言，他们分别是当时顶级的中心天才人物，是当时作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丹纳)相邻两代的大作家之间，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这是文化史上的常事。就一般文化学观念看，人类从古至今所处的情境总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当着相同或相似的情境出现时，那相同或相似的古老观念就会在当时人头脑中闪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这就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承性的基础。二十年前，裴斐先生送我一本他著的《文学原理》，其中关于作家作品中体现的伦理价值，也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道德伦理观念总是承前启后，彼此相通的。”

　　从宋代到今天，评说杜甫、苏轼之间深度相通的文字很多。如钱谦益《薛行屋诗序》中：“其实形胜俱肖少陵复生者，在宋惟子瞻。”钱谦益为何说杜甫和苏东坡就像是一个人似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两人都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哺育，带着自身文化基因，又诚实地投身到所处具体环境的实践中，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精神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核心价值观和审美感悟力相通相近，于是外在表现为他们做人与作品的相通相近，所以钱谦益才产生那样的看法。

　　文化精神契合之一：核心价值观相通

　　苏轼的核心价值观，我前面谈过了。杜甫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杜甫全部诗文创作和立身行事中体现出来的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精神。这个思想系统中有三个要点：一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对人间万事都怀有深挚的仁爱之心的人道精神。这三点贯通在他的生活和全部诗文创作中。从这个思想境界出发，他是人民的喉舌，广泛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关心时局，反映现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抨击丑恶，一针见血。在揭露黑暗的同时，热切地向往光明，从早年到晚年，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改变。他诗中多次描绘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希望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乐，是他毕生的追求、呼唤、呐喊!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人的敏感和仁者爱人的热情，闪耀着拥抱自然、感受人生的心灵光辉，展现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丰富的审美感情。

　　从上面简单的罗列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和苏轼的核心价值观总体是相通的，而在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担当天下国家的社会良知、求实求真的浩然正气、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之所以会如此，除了生活实践环境的历史性相似、诚恳朴直的个性的相类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华夏传统文化精神对他们的共同塑造。

　　文化精神契合之二：审美感悟力相通

　　核心价值观是决定一个人整个精神体系的基础，而审美感悟力则是作家艺术家整体创作特色的基础。杜甫和苏东坡都具有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这是他们的精神特质相契合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管子·戒》中说：“闻一言以贯万物，是谓知道。”程伊川甚至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传统的比兴说、物感说与此致思途径相通。《礼记·乐记》特别提出“万物之理，以类相动”的命题。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节律感应观念描述。西方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力的图式”——事物的形状、色彩、质地、结构、运动所呈现的力度、气势。当某一特定事物的“力的图式”在大脑电力场中造成的结构域里，某种情感生活的力的结构达到同形(异质同构)时，外部事物看上去就具有了情感性质，就可以作为表现同一种情感符号，这就是节律感应。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就是在进行着这种特殊的活动，美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中获得享受和满足。

　　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杜甫和东坡都很注重节律感应观念，并在其诗文中到处涉及，东坡还说他最欣赏杜甫的就是这点。苏轼在《荔枝似江瑶柱说》中写到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他对杜甫审美精神特点最深刻的理解。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以万物为我”就是所谓诗人的眼光，就是敏锐的节律感应能力，就是能把万物都看成表现情感的符号，就是超强的审美能力。东坡对杜甫的节律感应能力有很深的理解和高度的崇仰，而东坡自己也具有同样的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所以我说这是他们精神特质相契合的又一个方面。

　　杜甫超强审美感悟力能力的体现，如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说：“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昔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浏漓顿挫”是公孙舞姿的节律形式给童年杜甫留下的深刻感受。张旭因被这类舞姿节律形式强烈震动，取其意势贯之于草书。序中这几句，说明杜甫对审美中的节律感应活动过程有深刻的理解把握。在杜诗中凡涉物情关系的作品，物象都不止见其“形”而必然负载“神”，成为人的情意的“符号”;情意，不是游离物外而必要寓托于“形”，具有样态，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性灵。

　　东坡平生对此也有极强的感受和极深的理解，在其著述中引用发挥之处很多。《冷斋夜话》曾记载东坡自己的话：“无物不可比类。”叶燮《原诗》卷三：“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熔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苏子瞻胸有烘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苏轼胸中这副融宇宙之万物的“烘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他在传统文化熏陶和毕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他有自觉明确的自然节律感应观念，这观念贯通于其一生的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之中。

　　张志烈教授部分著作书影

　　【访谈手记】初夏之际，在静谧清幽的川大花园，与张志烈教授就“千古说不尽的苏东坡”展开初次交流，而后收到他手写近30页的答问稿。从中可见张教授对苏轼研究的诸多独到见解，同时也昭见出东坡文化精神对中华传统文化坚守的当下意义。

　　注：本文2013年9月30日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