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新专栏】(文化访谈系列之十三)

　　粟品孝：蜀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兼谈宋学与蜀学的关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接受访谈 (梁卫国摄 2011年6月22日)

　　【人物简介】粟品孝，男，四川大竹人，1969年生。1987年从大竹县庙坝中学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91年开始师从胡昭曦教授攻治宋史，1997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华文化》“历史篇”负责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和巴蜀历史文化，出版有《宋代蜀学研究》(合作，1997年)、《朱熹与宋代蜀学》(1998年)、《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第2主编，2005年)、《中华文化》(第2执行主编，2006年)、《南宋军事史》(2008年)等著作，主持有《古代蜀学源流研究》、《蜀学发展与演变研究》等课题。

　　【阅读提示】

　　◆ 蜀学，主要包括历史上四川(含今天的重庆市地区)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和科技，核心在于思想和理论。

　　◆ 蜀学研究任重道远，很多文献文物资料、蜀学史上人物都没有提上研究日程，对一些研究薄弱的环节如隋唐五代、元明清(1840年以前)和近现代的蜀学尤需致意。

　　◆ 宋代蜀学并不仅在四川孤立发展，实际上跟全国学术文化有着广泛联系，比如宋代最大的理学大师朱熹跟蜀学关系非常密切，

　　钟永新：粟教授，您好，您对蜀学很有研究，正在全面梳理蜀学的发展演变，请结合您的成果和心得介绍下蜀学研究的历史。

　　粟品孝：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蜀学，蜀学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宽泛的开放性概念。我今天所谈的蜀学，主要包括历史上四川(含今天的重庆市地区)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和科技，核心在于思想和理论。

　　蜀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蜀学研究初步发展时期(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

　　光绪元年(1875)尊经书院创立者张之洞先生提出“起蜀学，绍先哲”，但在当时还没有着手梳理蜀学。到光绪十三年(1887)天津人高赓恩出任四川学政，让学生围绕“蜀学编”写文章，最后编成《蜀学编》，共收录了114人的作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统回顾和研究蜀学的第一本专著，后来著名学者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李宗吾等都有蜀学的重要研究。

　　尤其谢无量的蜀学研究很值得一提，他准备重新成立蜀学会，最初在上海发起，后来是否在成都建起来目前不清楚。谢无量有本类似纲领章程的《蜀学会叙》，一些内容如《蜀学原始论》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重视，里面讲到蜀学在多方面处于全国学术领先地位，如认为儒之学、道教之学、辞赋之学都是蜀人首创，这些观点可以商榷，但在当时提出来很有创见，今天也值得重视。李宗吾也对蜀学有所研究，李宗吾是厚黑教主，著有《厚黑学》。他以广大开阔的视野，把宋代四川学问跟全国学术文化有机联系起来，研究比较宏观，至今仍富参考价值。

　　(二)蜀学研究比较薄弱时期(20世纪40年代——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后，在四川不断有考古文物的新发现，同时少数民族调查也不断推进。抗战以后许多著名学者进入四川，他们逐渐发现巴蜀地区很有特色。于是结合文物发现和民族调查，到40年代形成一个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命题。之后较多地利用巴蜀文化这一术语来谈论四川地区的历史文化，而蜀学概念则谈论较少，即使有也主要指宋代的三苏之学，其他基本不这样称呼。有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四川思想家》，书中收录历史上20多个蜀学大师，整本书没有一处提到蜀学。这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越来越宽广，但专门谈蜀学的还是不多，蜀学研究基本包含在巴蜀文化研究中。

　　(三)蜀学研究蔚然兴起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随着巴蜀文化研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一些学者觉得有必要使用蜀学概念来进一步推进研究，较早提出并进一步倡导的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昭曦教授，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宋代学者张栻、朱熹以及 “易学在蜀”现象时，觉得有必要单独提出蜀学。胡昭曦教授是最早以蜀学为名申报课题的学者，在1991年就申报了《蜀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川社科项目，他还最早推出以蜀学为名撰写的《宋代蜀学研究》(合著)。除了胡先生以外，还有不少学人在努力倡导，于是逐渐形成一些研究平台，出现一些重要网站和机构，如四川省文史馆与西华大学联合建立蜀学研究中心，一些学校建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巴蜀文化研究所，甚至不少地方资源保护与开发等中心机构都有蜀学方面的研究。蜀学研究中心有《蜀学》集刊，目前出版五辑，打破了长期以来“有蜀学无专刊”的局面。另外还有些学者仿照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梳理《蜀学学案》，可见各方面工作都在继续推进。

　　蜀学研究越来越兴盛

　　在这一风气之下，蜀学研究越来越兴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物上有更多学者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四川绵竹的张栻，跟朱熹、吕祖谦号称“东南三贤”，但是一直没有研究，继承朱熹学问的大理学家四川蒲江的魏了翁也没有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蔡方鹿先生就率先写出关于张栻和魏了翁的两本研究专著，此外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第二、时段上得到极大扩展。如整个汉代的四川学者除扬雄外没有研究，四川师范大学老学者王文才先生就写出《两汉蜀学考》弥补这一空缺，再如三国时期蜀地学问也无研究，台湾学者程元敏就写出《三国蜀经学》弥补这一空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相关工具书、资料汇编和学者文集的大量整理出版，既是蜀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也有力地推动着蜀学研究的发展。可见蜀学概念被越来越多学者使用，蜀学研究影响日益扩大。2005年《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国家社科课题立项，2010年《蜀学的发展与演变研究》国家社科课题立项，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开始重视蜀学课题研究。

　　总体来说，蜀学研究还是任重道远，很多文献文物资料、蜀学史上人物都没有提上研究日程，还要吸引更多学者来研究，对一些研究薄弱的环节如隋唐五代、元明清(1840年以前)和近现代的蜀学尤需致意。

　　粟品孝教授著作部分书影

　　宋代学术文化发展跟蜀学关系比较密切

　　钟永新：粟教授在《朱熹与宋代蜀学》中对宋代四川学术与朱熹做了系统梳理介绍，请您谈谈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与蜀学的关系。

　　粟品孝：我在跟随胡昭曦老师学习时参与合著了《宋代蜀学研究》，在写作中，我发现宋代蜀学并不仅在四川孤立发展，实际上跟全国学术文化有着广泛联系，比如宋代最大的理学大师朱熹跟蜀学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以此写了《朱熹与宋代蜀学》的博士论文。

　　第一、从史学上看，欧阳修写成《新唐书》《新五代史》，成都学者吴缜就写了《<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篡误》来纠正欧阳修史书中的不足。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团队里面有好几位大学者，其中四川成都人范祖禹负责《资治通鉴》唐朝部分，编有《唐鉴》。司马光创立的“长编法”为四川人吸收，南宋初期的四川大史学家李焘、李心传，实际上都是按“长编法”编写史书，分别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第二、从文学上看，唐朝古文运动兴起，到了宋代得到更大发展。欧阳修是位了不起的古文大师，在他的提拔下，四川眉山三苏得以崛起并在全国影响开来，在三苏真正崛起后，全国古文运动才取得彻底胜利。

　　第三、从理学上看，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集大成者朱熹和蜀学关系都比较密切。周敦颐中年时到过现在的重庆合川做官，当时就有些四川学者跟随他学习交游，进行切磋砥砺，从那时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四川就有零星传播。之后周敦颐学生、洛学奠基人程伊川(记者注：即程颐)跟随父亲来四川，后来受到政治迫害，被贬到现在的重庆涪陵区，也跟四川学者多有交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涪陵学者谯定。按《宋元学案》的梳理，大理学家朱熹、张南轩都是谯定再传弟子，所以《宋元学案》认为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后来很多研究学者就形成涪陵学派。程颐和四川学术联系还体现在“易学在蜀”，这是程颐在四川成都街头跟研究易学的学者交流时受到启发得出的结论。程颐洛学跟四川蜀学在宋代有很多对立斗争，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事件，实际上是以程颐为主和以苏轼为主两派之间的斗争，表面上看是政治斗争，背后实际上是因为学术不同。

　　到了南宋，理学家跟蜀学关系更加密切，体现在著名学者张南轩(记者注：即张栻)上。他随其父南宋时期的名相张浚住在湖南后，跟从湖湘学大师级人物胡宏学习，从此基本奠定湖湘学派的规模和气象。四川理学在北宋发展不很突出，程颐、周敦颐的学问对四川影响不大，但是张南轩学问是从南宋发展起来的，通过他在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学生到四川做官后得以传播，例如张南轩的学生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湖南人吴猎到四川后，就大大充实成都府学的理学教育，从此整个四川理学开始更加发展，而且有批学者就在成都专门传播张南轩之学，里面有九位学者比较出名，历史上称为二江九先生。

　　魏了翁是继朱熹、张南轩后的一位理学大师，他继承程朱一派理学思想，同时受到陆九渊心学影响，跟浙东学派的一些人也有交往，尤其叶适的影响很大，所以四种学派都在魏了翁学问上有所反映。有人把魏了翁和真德秀并列，《宋元学案》认为真德秀相对保守，比较维护程朱一派，发展不足，而魏了翁不但继承程朱一派思想，而且有更大发展，尤其特别注重字词句考证，这样实际开创了新的汉学学风，不但讲宋学义理，而且注重汉学风气，特别是汉学训诂考据后再谈义理，这是一种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影响明清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的走向。

　　宋学和蜀学关系最大的还是朱熹。朱熹的学问特别广，他站在理学立场反对三苏之学，但是从他集四十多年心血完成的名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可发现他一方面批判三苏，同时又大量吸取三苏思想，如认为三苏学问中佛教、道教分辨不清楚是杂学，但对三苏在儒家思想研究上比较深入的地方又大量吸收。朱熹之学在南宋后期经过魏了翁大量传播进入四川，魏了翁考中进士后，先在成都后去杭州做官，跟朱熹一些学生交往特别密切，把朱熹很多著作带回传入四川，而且基本上都是定本。魏了翁在他的家乡蒲江又开办鹤山书院来传播朱熹的思想和著作。正如《宋史·魏了翁传》写到，从魏了翁之后，“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这个义理之学显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

　　可惜的是，本来四川理学发展不错，1236年蒙古骑兵打进四川攻破成都，整个四川大部分地区遭到残酷蹂躏和破坏，人才、教育、学术、著作等都基本上衰退消减下去，蜀学发展因此相对落后。四川大量人才往外迁徙，大批蜀中学者在四川本地无法开展学问，就在东南地区发展蜀学，形成一个很特别的流寓文化，进而把蜀学一些东西充实到了江浙地方的学术文化发展当中，所以宋末元明以来江浙地区的文化发展很快，实际上包括融合了宋代蜀学的一些内容。

　　【相关介绍】

　　宋学

　　所谓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呼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 (来源：百度百科)

　　蜀学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由苏洵开创，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著名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栻、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蜀学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它显现出了四川的学术具有的某些地域特色，它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等相比较，尤有独特的个性，故而形成了“蜀学”。 (来源：百度百科)

　　洛学

　　北宋洛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二程同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提出了"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一草一木皆有理"。还认为理是"天理"，乃人类社会永恒的最高准则，并以此阐释封建伦理道德，把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洛学是保守的和唯心的，但也包含有辩证法因素。他们提出"万物莫不有对"，"动静相因，物极必反"，承认事物是相互制约、发展变化的。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后，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又在二程开辟的方向上发展了理学。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二程洛学则开了理学之先河。 (来源：百度百科)

　　【访谈手记】成都书香食家茶坊，我们迎来宋史和蜀学研究学者粟品孝教授，在这个竹叶环围的小雅世界里，随着粟老师如数家珍摆龙门阵般的生动讲述，蜀学历史上的各种精英人物纷纷登场，展示他们的蜀学作为而与之共鸣激扬。

　　【参考阅读】

　　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张金岭：一部锐意创新的学术思想史佳作——评粟品孝博士《朱熹与宋代蜀学》

　　注：本文2011年9月14日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