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用法律行孝道的“护法巾帼”郭瑞】

　　从工厂到法律服务所，郭瑞身上总透着一股锐气，她曾为了帮老人争取合法权益而在官司上耗费了8年，送走老人的最后一刻，她哭得像个孩子。接受过她帮助的人说郭瑞有律师的专业素质和社工的善解人意，她善于在法律范畴内帮助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懂得体谅人心，从家庭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处理纠纷关系。

　　郭瑞曾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荣誉称号”“北京市法制教育先进个人”等多个荣誉称号，面对这些，她淡然地说：“我只是诚心对人对事而已。”

　　半路出家的法律人

　　1978年，在高考时收到首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郭瑞却没能走进大学校园，直到现在她仍然自称“没真正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她却一直坚持着不断地学习。

　　在告别校园的那个夏天，郭瑞的母亲被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接班母亲的工作，她成为一名工人。“虽然没上大学，但我一心还是想学点东西，所以报了播音培训学校。”进入工厂后，郭瑞在工作之余，把自己喜欢的播音作为深造项目放上日程。

　　从车间到工会、再到团委，郭瑞在不断学习中积累的综合素质让她轻松应对各类工作和场合，播音曾是她不断进步的阶梯。

　　随着社会发展，职业中专的恢复让郭瑞又有了新的学习目标——法律，“也不是很懂，但喜欢，就想多学习一点。”1984年，郭瑞把工作外的时间全部用于法律书籍的阅读和相关知识的学习，周末不断上课和参加自学考试，终于在4年后获得继续攻读大专的机会。

　　此时的郭瑞已经拥有了家庭，面对工作、孩子、学习三重压力，她选择勇敢面对。

　　“法律上的很多东西要靠背记，白天要工作，晚上只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书。”郭瑞在照顾孩子的空隙全心投入学习，晚上哄孩子睡觉后还要背书。上大专时，她甚至连续3年带着孩子上课，曾经是教室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每次上课郭瑞都是第一个到教室，坐在第一排，只有这样才能在旁边为儿子占一个位置，因为每堂课都是几百人同时上。为此，她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7点半上班时把孩子放到单位的托儿所，直到晚上7点半回家。

　　“孩子睡了就学习，虽然辛苦，但还是有对知识的追求。”就这样，郭瑞1990年通过了法律专业学校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1997年公司解散后，她成为一名法律工作人员，至今已经近20年，仍然坚持不断学习。

　　近年来，她还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调研文章。例如《积极探讨社区矫正工作思路，推动遵纪守法教育》《中老年再婚妇女权益受侵害现象剖析》《目前涉老维权纠纷的难点和建议》等多篇文章，对相应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闲暇时间分析案例和看书是郭瑞的消遣方式，由于新的案子很多，需要处理的各种情况离不开对法律的熟悉和司法解释的关注，别人觉得枯燥的法律法规在她看来全是有着大用处的“灵丹妙药”，可以处理许多矛盾，她说：“从内心来讲，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

　　跟踪案件的服务者

　　郭瑞身上有众多头衔，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和区妇联执委，她承担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

　　法律，从来就以其威严让人心生敬畏，然而在条文之外，法律融入群众生活时却需要更接地气的方式。作为西城区法律服务所主任，郭瑞不但在普法工作中不间断到街道、社区、武警部队等开展法律讲座，同时在给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中总结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

　　“人家能自己解决的，都不会到这儿来。”郭瑞觉得，一旦居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肯定是确实遇到了难处，在她主要负责的婚姻类和涉老法律纠纷中，“只要是接手了别人的案子，就必须给当事人一个交待。”

　　2002年，郭瑞在法律服务所见到委屈的刘大妈，“我的养子让我签了一份放弃全部财产的协议，听人说他可以凭这个把我从家里赶出去，女儿远在美国，我什么都没有了。”

　　原来，刘大妈30年前带着6岁的女儿嫁给赵某，2001年赵某去世后，养子让刘大妈签了一份协议，“他说房子是他爸爸的，如果我不签协议，就要把我赶走，签了就养我。”虽然公证处的人没有对协议进行公证，但听人说这种放弃是有效的，刘大妈对法律一无所知，只能到法律服务所咨询，夫妻30年，75岁的她想要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

　　“这是家庭财产协议，刘大妈的女儿和赵某也有养育关系，但她女儿没签字，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郭瑞帮助刘大妈递交了申请协议无效的诉状，从此开始了她长达8年的跟踪服务。

　　由于房产证上有刘大妈的名字，其养子向法院递交了房产变更无效的申请，不同案由的审理一场接着一场，刘大妈从自己坐车去法院到渐渐走不动了。

　　每次开庭，郭瑞开着自己的车去接她，到后来刘大妈实在下不了楼，郭瑞就与所里的年轻人一起将老人背下楼，接到法院开庭。

　　2006年，刘大妈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郭瑞一边帮忙联系养老院，一边帮她把房屋出租以补贴养老院的费用。“她女儿不在，这些事情只能是我帮忙处理，为了房子好租一些，我还找同事要了些别人不用的电器，其中包括我自己的电视和洗衣机。”郭瑞白天忙着联系医生、护工，晚上还要将这一切告诉刘大妈远在美国的女儿。

　　“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刘大妈在养老院看到郭瑞带着她爱吃的食品和喜欢的衣服去，总是很高兴。“她已经糊涂了，不过她知道我对她好。”郭瑞红着眼睛说，“2010年官司终于打完，刘大妈获得了所有财产的八分之五，她走的时候说‘我的房子都给你’，我说我不要，她就给了我两块糖。”

　　刘大妈去世后，郭瑞亲自挑选了骨灰盒，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将她抬上灵车的那一刻，郭瑞忍不住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她感叹8年的努力虽然守住了老人的财产，却太迟了。

　　“老年再婚，涉及财产纠纷的非常多。”郭瑞在工作中渐渐觉得让老人懂法很重要，“涉及再婚的老人应该将自己的财产处理清楚，比如与孩子签个家庭协议，将属于老伴的那部分分出来，带着自己的财产走，避免子女不放心。”

　　处理的事情多了，经验很重要，郭瑞觉得法律之外，维持家庭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纠纷的根源。

　　矛盾纠纷的疏导员

　　在处理婚姻类纠纷时，郭瑞对“离婚”尤为慎重。“我认为，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郭瑞总是这样劝慰着急的父母。在生活中，往往就是因为双方父母参与过多，小两口才动不动就用离婚来处理问题。

　　小张的妈妈找到郭瑞时，询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财产怎么分割?”原来，小张因为跟老公吵架，已经在娘家住了三四个月，正在准备离婚，她妈妈很支持她。

　　“我想在家里住，他非要出去住，平时都是我爸妈照顾我，我根本不会洗衣服做饭。”小张委屈地说，“结婚之后住家里也不会怎样嘛，他为什么那么固执。”

　　郭瑞觉得为了这些小矛盾离婚没必要，就劝小张妈妈不要太惯着孩子，“总不能迁就她一辈子，做家务还是应该让她学会，不然以后怎么办。”最后，小张没有离婚，但郭瑞却依然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面对自理能力较差的年轻人，郭瑞往往是先调解双方的矛盾，学习过心理学她用心理疏导的方法鼓励年轻夫妻共同面对生活的困难，不能随便离婚。同时，为了社区的和谐，郭瑞很清楚，接待老年人需要更多是的耐心，“他们表达不清楚，也没地儿讲，我必须要好好听他们的诉求。”

　　有时候，临下班来了咨询者，家长里短听完已经晚上10点多了，郭瑞却从不抱怨。

　　作为“北京市万名孝星”之一，郭瑞在老年维权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温情令人动容，除了极少数自己到服务所咨询的老人，很多时候郭瑞都是为老人们提供上门服务的。“每场讲座后我都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他们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法律咨询，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经常会上门为他们服务。”郭瑞回忆到，“除了第一次是他们自己来，基本没有第二次还让他们往这儿跑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老百姓维权意识和维权途径的增加，信访事件时有发生，但在郭瑞看来，这都是由于法律宣传不够导致的。

　　“当事人对判决书存在疑问时，他们总是觉得判决出了问题。”郭瑞说，“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们对法律的认识不清，对自己的诉求期望过大，通过对判决书进行解释，很多人其实都能理解其结果。”

　　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家人之间由于官司而形同陌路，在帮助他们维系亲情的工作中，郭瑞做了很多努力。

　　为了增加服务能力，西城区老年维权中心每年都要对全区的老人干部进行培训，郭瑞更是时常参加心理咨询讲座。“社区服务很需要心理疏导能力，只要当事人有需要，我们就要尽力做好。”郭瑞话音未落，电话响起后，另一端传来咨询者的声音，她答应明天下午抽时间过去一趟，这又是一起涉及财产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