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诗”到“经”：孟子与汉《诗》的经学化阐释 

　　五经之中，《诗》的体式最为特别，其他四经以纯粹的文本形式出现，而《诗》的教化意义彰显最初却有赖于乐、舞的共同配合。随着礼崩乐坏现象的加剧，乐、舞逐渐缺失，如何把原来由三者共同承载的教化意义集于《诗》之一体，这对承继孔门《诗》学、奉《诗》为圭臬的儒家学者而言是一个重大课题。这一过程中，部分学者依然坚守诗乐结合的固有传统，以公孙尼子和荀子为代表；另一部分学者则避谈乐教，倾向于从《诗》的文本出发，寻找其中蕴含的教化意义，例如子思一派的学者注重《诗》的道德内涵解读；而孟子却最早赋予了《诗》之文本王道政教意义。

　　孟子的“迹熄诗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初步确立了从文本角度入手的《诗》义阐释方式：“迹熄诗亡”观把《诗》纳入到王道盛衰的历史序列，将《诗》视为王道制度的承载者和反映者，由此，《诗》的解读便与王道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知人论世”则是直接设定了《诗》是创作背景和创作意旨的如实反映这一前提，由此王道盛衰和作者创作意图也被纳入到《诗》的文本阐释范畴中；“以意逆志”说又确立了《诗》学阐释者的主体地位，由此《诗》不再仅仅是阐明创作者意旨的途径，也成为传达阐释者意图的重要工具。按照孟子的观点，《诗》的文本从产生背景、作者意图、文本价值到读者立场的每一个环节均与王道政教密切相关，这就为后世解读者从不同角度发现《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此外，孟子在具体的《诗》学实践过程中对《诗》的字句释义的高度关注，也有助于《诗》凭借文本阐释拥有独立的政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