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旧题《周官》，全书完整记载理想中的王朝职官制度，结构体大思精，内容宏纤毕贯，读罢每每令人浩叹。但此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问题，却是聚讼不决、莫衷一是的著名学术公案，至今不能定于一说，堪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奇书。

　　一、发现与阙佚 

　　汉惠帝时，政府宣布废除秦朝的挟书之律，广开献书之路。《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内有《周官》一种。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前160），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如此，则《周官》始出于景帝、武帝之际。此书面世之后，旋即入藏于“秘府”，即皇家图书馆，当时连最著名的礼学家都未曾寓目。

　　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藏书，《周官》方才被发现。此书原本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构成。六官各掌一职，共襄国政：《天官》的首长是冢宰，掌管邦治，总御百官；《地官》的首长是大司徒，掌管民政与教育，负责安定万民；《春官》的首长是大宗伯，掌管典礼，祭祀天神、地祇、祖宗；《夏官》的首长是大司马，掌管军事，统辖军队，平定邦国；《秋官》的首长是大司寇，掌管刑法，审理狱讼；《冬官》的首长是大司空，负责工程营造等。不无遗憾的是，刘歆见到此书时，《冬官》已佚。汉儒乃用性质与之相近的《考工记》补其阙。

　　按照《周礼·冢宰》的总叙，六官之下各有六十位属官，而后人读到的《周礼》六官的属官都不止六十，甚至有超过七十的。宋人俞庭椿认为，这些多出的属官原本属于《冬官》，他作《周礼复古编》提出“《冬官》不亡”之说，并以臆择取，归入《冬官》。如《天官》与《春官》属官中都有“世妇”一职，《夏官》与《秋官》的属官都有“环人”一职，俞氏将其合并为一。殊不知《天官》世妇是后宫的成员，女性；《春官》世妇是王的宫官，男性；岂可混为一谈？俞说喧腾一时，元人邱葵、吴澄等均随之起舞，但终为学界不取。

　　二、真伪与年代 

　　《三礼》之中，《周礼》的争议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

　　《周官》六官均以“惟王建国”四字开篇，这“王”是哪位？“国”又是哪朝？全书无任何说明，连暗示都没有。刘歆认为，《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定官政之法，他将“周官”之“周”与西周之“周”直接挂钩，进而将此书坐实为“周公之典”。王莽时，《周官》被改名为《周礼》，列入儒家经典，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地位超过原为“六经”之一的《仪礼》。

　　刘歆之说，甚为巧妙，但未必为是。上古文献中，“周”字除去当朝代名讲之外，还可以当圆周、周绕、周遍讲。《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古人公认的诠释天人关系的法则。《周官》六篇的布局，正是为着体现“以人法天”的思想：在朝廷设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旨在与宇宙的天、地、东、南、西、北四方的六合框架相对应；六官分管一方，每官之下各辖六十属官，总数为三百六十，恰好与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度数吻合。为此，我们认为“周官”一名乃是“周天之官”之意，是将宇宙法则运用于国家政体的尝试，是希冀垂范于千秋万代的理想国的经世大法，而非某朝某代官制的实录。

　　《周礼》在西汉突然出现，人们不免好奇，它是先秦佚书，还是被秦皇禁毁之书？先秦文献引用过的古书很多，可就是没有《周礼》。此外，此书的发现途径，文献记载极形纷繁。《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是河间献王发现的，而系统记载献王生平的《史记·五宗世家》却未提及此事。马融《周官传》说《周官》得自“山岩屋壁”，至于具体地点与发现者，则语焉不详。《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安国所献古文有“《周官经》六篇，”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序》列举孔壁所得古文，都没有《周官》。《经典释文叙录》与《隋书·经籍志》则说《周礼》是献王得之于李氏。《礼记·礼器》将《周官》的发现年代提前到了文帝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周礼》在群经中最晚出现，又无清晰的师承关系可考，因而“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汉武帝认为《周官》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林孝存作《十论》《七难》排斥《周官》，何休也说《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其后的学者，各腾异说，迄今为止，有周公手作说、作于西周、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刘歆伪造说等七种，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不归于一。

　　三、学术与治术 

　　尽管《周礼》作者不明，但至迟也是汉初的作品，加之文繁事富，笼罩六合，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性质，治术与学术无所不包，故历来为学者与政治家所看重。

　　所谓“学术”，是说《周礼》的学术价值。学术史上有所谓经今、古文之争，《周礼》是古文经学的大宗，故每每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提出刘歆伪造《周礼》等古文经的观点，舆论一时哗然，许多名家撰文，卷入这场论战，若不熟悉《周礼》，就难以深入了解这类学术大案。此外，《周礼》六官体系，涉及到古代宫廷、宗庙、文教、风俗、天文、历法、舆地、军政、刑罚、货殖、封疆、营作等领域，历代注疏家与研究者又不断加入新材料，故极富研究价值，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常常会追溯到此书。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对经邦治国之方略有许多精彩论述，可资治国理民者借鉴。此书设计的官制体系，宏大而详密，为上古文献所仅见。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盛赞《周礼》说，自黄帝、颛顼以至西周文、武二王的“经世大法，咸粹于是”，总括了五帝、三代的为政精华。历史上援《周礼》典制和建国思想推行变法的不乏其人，如西汉末的王莽、北宋的王安石，都堪称典型。孙诒让在国势危殆的清季作《周官政要》，认为《周礼》的行政体制与经世思想，均可用于经世济民，许多理念相当超前，与今日的西方某些管理方式一致，故试图用《周礼》重振国政。《周礼》的声教远播于海外，朝鲜时代著名学者丁若镛的代表作《经世遗表》，就是依据《周礼》提出的革除弊政的救世方案。

　　《周礼》对古代中国官制的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南北朝时期开始萌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制，就脱胎于《周礼》六官，其后成为历朝官制的主干，沿用千年不衰。《周礼》的许多规制，也为后世所遵奉或追摩，如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就是严格按照《周礼》“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来规划的：太和殿的南面是皇帝的治政之朝，北面是皇后掌管的市，左面是太庙（今称“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社稷坛（今称“中山公园”）。北京城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设计，也出自《周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四、注疏与正义 

　　《周礼》面世后受到汉儒注重，著名经师马融撰有《周官传》，郑兴、郑众、卫宏、贾逵等学者做过《周礼解诂》，可谓极一时之选。郑玄的《周礼注》与他的《仪礼注》《礼记注》一样，卓然特立，孤行百代，成为阅读《周礼》不可或缺之书。唐代为《周礼》做疏的是太学博士贾公彦。贾氏深于《三礼》之学，曾参与孔颖达主持的《礼记正义》的撰写，并独立撰写过《仪礼正义》。他的《周礼疏》旁征博引，穷本究源，对器物度数的疏解，每每令人耳目一新，学界有“发挥郑学，最为详明”之誉。贾氏还对歧义纷呈的六朝义疏做了系统清理；对经文的难解之处，每每发凡起例，令读者能持简驭繁，贯其汇通。朱熹说，唐人做的《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清代的《周礼》研究，以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七十卷为巅峰之作，人称清代礼学研究的殿军。此书取材宏富，旧疏新解尽行搜集，然后分类比较，又与文献所见古制相印证，以决是非，持论公允，实事求是。凡有诸说不一，而又不能立断是非者，则并存之，留待读者自决；名物考订，尤其精审，且能充分运用清代的天文、历算知识，水平远超汉唐旧疏，久享盛誉。

　　五、善本与读本

　　南宋建州刻《附释音十三经注疏》是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因将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音释部分附入注疏中，故以“附释音”冠于书名前。又因每半页十行，故称“十行本”，其后的闽本、北监本、毛本均源于此本。清人阮元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建刻十行本为底本，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于嘉庆二十年在南昌府学开雕，其中的《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成为此后学术界通行的版本。但阮氏所据为元代的建刻坊本，并非宋世建刻原本，讹误较多，校勘记亦随之繁冗，甚至出现底本不误、阮本反误之处，故阮元自己也不以为是善本。南宋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礼注疏》（五十卷），每半页八行，故称“八行本”，校刻质量远优于阮本，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的《周礼注疏》，校勘记明显少于阮本。《周礼》文字古奥，名物度数复杂，不易通读。适合初涉礼学的朋友阅读的文本，有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杨天宇的《周礼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