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阎崇年】

　　这些年，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而且不断升温。各种国学书籍汗牛充栋，各类国学班随处可见，用国学引导学习、做人、处事成为时尚。但国学博大精深，普通人怎样学习国学?学了以后怎么用?近日，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做客苏州图书馆“苏州大讲坛”，趁此机会，苏周刊与这位著名历史学家进行对话，为大家寻找答案。

　　“明德、亲民、至善”是儒学核心

　　苏周刊：在您看来，“国学”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您是怎么看待“国学”的?

　　阎崇年：什么叫“国学”，现在各种说法都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关心国学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研究者，另一种是学习者。对学习者而言，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的范围是什么，没必要去深究。我们只要从国学中吸收营养，来丰富自己，就可以了。对国学的定义之类，我想，就请那些国学研究的专家、教授、学者、大师去研究吧，我们享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就行了。

　　苏周刊：那“国学”有没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呢?

　　阎崇年：我们理解的“国学”，通常指《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论语》《孟子》属于“经”，《史记》《资治通鉴》属于“史”，等等。

　　按照这个范围，国学书太多了，穷毕生精力也读不完。怎么办?我想还是要学习其中的精髓。大家知道儒家的“十三经”，其中五部是《诗》《书》《礼》《易》《春秋》。后来又把《春秋》变为三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也变成三部——《周礼》《仪礼》《礼记》;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总共是十三部。这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经典。

　　为帮助孩子们阅读，又在“十三经”中抽出四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简称“四书”。

　　苏周刊：这些经典比较深奥，您认为，初学者该从哪部典籍看起?

　　阎崇年：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先看《大学》。为什么呢?第一，《大学》是儒家经典的精粹;第二，它的字数少。在“四书”“五经”中，字数最少的就是《大学》。至于多少字，说法不一样，朱熹的《四书集注》前头有个说明，说是1751个字。

　　我是学历史的，学历史的人有两个“病”，一是资料都要去核实;第二还要考据，考证事实的真伪。后来我就自己去数中华书局版的《大学》，反复数，还请学生数，都是1753个字。

　　我这里不是要说朱熹点错了，只想说明，《大学》这本书字数相对而言是很少的，我们抽点时间就可以看完。不但要看，还要领会其精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纲领和核心。

　　苏周刊：您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阎崇年：在我看来，就是《大学》开头的那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简单来说，就六个字：明德、亲民、至善。

　　苏周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六个字?

　　阎崇年：“明德”没有争议，就是光明之德、美德。但是“明明德”就不太好懂了，这里面存在不同的意见。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性本善为什么还要修养啊，这得有一种解释。后来儒家做了修改，说德本来生下来是“明”的，但之后有灰尘，遮掩了明德，所以要学习，要修养，让原来的明德再明，这就是“明明德”。第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就是把“德”上面的灰尘、薄膜扫落、剥离了，让“明德”光明起来。

　　然后是“亲民”。大家看朱熹的《四书集注》，第一篇就是《大学》，认为不应该读“亲”，应该读“新”。朱熹是圣人，他注的“四书”被视为明清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标准。但是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亲民”，就是明德之后，在社会上做官，要亲近、爱抚民众。所以我们在践行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是要亲民，二是要革新，不断前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时俱进，不要停滞。对百姓的事业，公众的事业，既要亲，又要新，不要停止。

　　第三是“至善”。“善”就是慈善、慈悲，就是儒家提倡的“仁爱”。“至善”是儒家认为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尽善尽美，这是人生的理想，也是人修养的目标。对于善，第一要敬善，第二要心善，第三要行善。

　　“修身”的根本是“修心”

　　苏周刊：相比于其它学说，您觉得儒家学说有什么特点?

　　阎崇年：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把读书和个人修养联系在一起。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求学是为学习才能、本领，强调知识。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读书，首先要“修身”，要“克己”，“己”是要克制的，有钱就任性、做官就任性，这都是不对的，人要时时克制自己。“一日三省”强调的就是个人的修身、修养。

　　我们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常被儒家知识分子视为人生信条，就是要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所谓“正人必先正己，治国必先齐家”。

　　苏周刊：我们该如何根据国学“修身”呢?

　　阎崇年：我觉得应从这五点做起，就是修心、修智、修言、修行和狭义的修身。狭义的修身就是修炼身体，做到身体健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好学生”，第一好是身体好，因为身既是心的基础，也是心的载体。所以严复说过：“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苏周刊：您把“修心”放在了首位，这是为什么?

　　阎崇年：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修心”，这也是广义的修身的根本所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重视知识教育，而忽视心灵教育。孔子在《论语·宪问》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话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认为，古代学习的人，是为了自己的修身、修心，今天(春秋时期)的读书人是为了名利、炫耀于人。孔子的时代尚且如此，到了今天，问题就更严重了。

　　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强调成绩的重要性，想要上好的大学，这当然没错。但不能仅仅如此，要把学习的过程和修心、和灵魂的塑造结合起来。如果一味追求上好的大学，而没有进行心灵的修养，就会出现名牌大学的学生用毒药害死同窗之类的事件。

　　苏周刊：“修心”要做到哪些?

　　阎崇年：我觉得，第一是要修“心善”，就是要从小熏陶，让孩子心灵善良。

　　第二要“心诚”。现在心诚已经成为大问题了，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很多人都跑到国外去买生活必需品，这里边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值得反思的，是一群人出现这样的现象啊。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诚信之邦，但是现在连食品、药品都有假的，高考也作弊，哪有诚信啊?在科举考试时期，公然作弊是要杀头的，至少也要流放到宁古塔等边远地区。我想，在心诚方面我们管不了别人，但可以从自我做起。

　　第三要“心大”，就是心胸要宽广，不要在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上争来夺去。

　　第四要“心硬”。

　　苏周刊：能否举例说说古人在“心大”方面的表现?

　　阎崇年：我讲一则小故事。清朝有个大学士叫张英，老家在安徽桐城，他的夫人姚氏知书达理，会作诗、填词、画画，晚年出了诗集、画集，乾隆皇帝亲自给作序。

　　张英的老宅与叶氏为邻，后来叶家建房要占两家之间的地，张家不同意，双方打官司打到县衙门。县官不敢轻易了断，就一直拖着。在这期间，姚氏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张英，要他出面。张英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姚氏很聪明，一看就明白了，于是让了三尺地。邻居很感动，也让出了三尺基地，结果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子，现在这条巷子还在。这里就反映了张家人的“心大”。

　　还有一件事，亲友派丫鬟来问候起居，姚氏正在缝补旧衣，丫鬟问她：“老婆子，夫人在哪里?”姚氏恭敬应答，丫鬟这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夫人，大为惭愧。姚氏面对丫鬟的无礼询问没有生气，这也表明她的心非常之大。

　　后来姚氏的儿子张廷玉中进士，做了大官。他的心也很大。他儿子张若霭参加科举考试，雍正皇帝钦点为一甲三名，也就是探花。试卷名字拆封后，张廷玉发现是自己儿子，立刻下跪推辞，最后雍正皇帝只好改点张若霭为二甲第一名。二甲和一甲的待遇相差很大，但张廷玉就是让了。

　　优良的家风让张家六代出了24名进士、12位翰林，出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皇帝的老师，这就是心大的作用。

　　苏周刊：“心硬”怎么理解?

　　阎崇年：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一颗宽广的心，还要有一颗坚硬的心。

　　现在许多人心太软了，没有韧性，没有弹性，一打就碎。比如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寒假之前坠楼身亡。原来这名学生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很好，一直考第一，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里都是各地的佼佼者，他的名次就下去了。全班45个人，他期末考试考了第44名，他觉得没脸见家乡父老，就跳楼自杀了。这就是心不坚硬，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失败、经不起打击。

　　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心硬，让孩子的心在坎坷、打击、失败中变得坚强。所有成大事业的人，心都是硬的，都能在挫折和打击面前勇往直前、毫不后退。

　　以“智”修“言”　“言”“行”合一

　　苏周刊：谈完“修心”，能否再谈谈“修智”?

　　阎崇年：这就是说，要通过阅读来激发智慧，千万不要死读书。

　　现在的学校往往十分强调聪明，但聪明并不等于智慧，聪明与智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的人读书很聪明，成绩很好，但缺少智慧，到社会上就不行了。所以智慧比聪明更重要、比知识更重要。我们在学国学、在阅读中要不断提高、激发我们的智慧，家长要将孩子的聪明向智慧方面引导。

　　苏周刊：那什么是智慧?

　　阎崇年：聪明人往往注重保全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智者看重的更多是长远利益。

　　元末明初的苏州人姚广孝就是有大智慧的。他是个出家人，法名道衍。当时，朱元璋给每个儿子都配一个僧人诵经祈福，姚广孝被配给在北平(今北京)的儿子燕王朱棣，后来成为朱棣的主要谋士。

　　朱棣后来要起兵，但这是天大的机密，不能明说。他征求姚广孝的意见时，出了这样一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这个“冰”谐音“兵”，暗示自己要起兵。姚广孝马上对了个下联：“国愁民穷，王不出头谁做主?”“主”就是君主，意思是他支持朱棣。两人心里都明白了，后来就秘密策划。

　　正式起兵时举行了一个宣誓仪式。那天本来天气很好，突然就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房顶上面的瓦片都被刮到地上，摔碎了。朱棣大惊，心想是不是老天和祖宗在告诫他不要起兵啊。就在这一关键时候，姚广孝仰天大笑，说：这是吉兆啊!自古龙飞在天，必有风雨相从，王府的青瓦堕地，这预示着殿下要换成黄瓦(宫殿用黄瓦)了。

　　本来遭遇恶劣天气是自然现象，但古人迷信，认为不吉利，结果仗还没打，就先折了锐气。幸亏姚广孝有大智慧，从稳定军心角度说了这番话，让朱棣转惊为喜。结果经过三年多的战争，朱棣攻下南京，做了皇帝。

　　姚广孝的智慧，还表现在他的知进知止、功成身退。朱棣当上皇帝之后要论功行赏，姚广孝是第一功臣，但是他不要官位爵位、金银财宝、良田美女，就要寺庙一座，点灯念经，最后活到八十四岁善终，这也是他的智慧。

　　苏周刊：姚广孝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阎崇年：这是很典型的“知进知止”。很多人只知进，不知止，不知退。现在我们老师、家长总是一味教育孩子前进前进，实际上该进则进，该止则止，很多问题发生在一些人知进而不知止。所以家长、老师要引导孩子博览群书，更要从书中、从国学里提取“知进知止”的智慧。

　　苏周刊：您上面提到，“修身”还要“修言”修行”。“修言”怎么理解?“

　　阎崇年：我举个戚继光的例子。他曾给自己定了十四戒，其中一条提到：“交浅言深，取祸之道”。我把他的话引申了一下，变成两句话：“交浅言深，失言;交深言浅，失友。”就是说，如果你和对方只是一面之交，却随口说话，就失言了;而已经是老朋友了，该说的却不说，那就要失去朋友了。

　　所以说，这个“言”是个大学问。过去的官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们小时候，家长都教育我们不要乱说话，要看场合和对象。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不良现象，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大肆喧哗，全然不顾周围人感受，或者随口用不礼貌的话叫别人，这都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另外，说话还应该做到让听讲者听得清楚、听得明白。

　　苏周刊：“修行”应注意点什么?

　　阎崇年：我觉得应该是“言”“行”合一。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学生重知轻行，对社会不了解，缺乏实践经验，更不要提知行合一、言行合一了。

　　社会上也有一些人说大话、说空话，甚至说套话、说假话。

　　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人是言行合一的。比如清朝有个官员叫图伯特，是锡伯族人。他注重学习，后来带着百姓开发伊犁河，修一条百里长的查布察尔大渠，用河水灌溉庄家，老百姓家家丰衣足食，受到后世的景仰。

　　我们的家长和老师要教育孩子既重视知识，也重视行动，把行动作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是重要的，口号、目标是重要的，但最后还是得落实啊。学习经典，修养自身，止于“至善”，一辈子哪怕只做一两件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足矣。

　　苏周刊：除了“修心”“修智”“修言”“修行”，国学中还涉及其他修身的内容吗?

　　阎崇年：这是很多的，比如修养心性，就是培养脾气、秉性、习惯;修礼，一言一行，都要讲礼……大家可以在学习中结合实际情况取舍，传承精华，剔除糟粕，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提升民族的素养，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人物简介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1934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是著名历史学家，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著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和《清史论集》等论文集，《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专著。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现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名誉馆长，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最近出版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和25卷本的《阎崇年集》，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