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文选德】

　　我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日前正式出炉。在有关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高度评价该成果“源于地域，超越地域;走向主流，引领潮流”。那么，该课题研究有什么背后的故事?“中”“和”思想有什么深远的源流?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有什么重要的现实观照?湖南日报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课题首席专家、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

　　1 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和”思想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契合点

　　湖南日报：祝贺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是我省首个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您领衔省内十来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潜心研究而成，洋洋70余万字，其价值一定非同一般。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基本情况吗?它最明显的特色在哪里?

　　文选德：《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是全国社科规划办于2012年5月下达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从接到委托任务之日起便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一刻也不敢懈怠。一来这是我省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完成情况的好坏关乎整个湖南社科界的声誉;二来省内外、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要想超越前人有一定的难度。好在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省社科院党组积极配合，省社科院、省委党校、湖南工业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尽心尽责，不辞辛劳，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终于有了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拿得出手的成果。为此我是十分欣慰的。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谋划、不断打磨，我们的成果应该说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首先是研究架构的系统性。我们首次从历史溯源、理论阐释以及当代启示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进行研究，既注重源流的考察，也注重理论的诠释，更注重现实的观照，还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其次是研究视野的开放性。我们将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置放在百家争鸣、三教并立的背景下进行研讨，涉及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诸多流派，在研究当中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学术视野还是放得比较开的。再次是理论阐释的独到性。我们分别从政治层面、伦理层面以及哲学本体层面等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解读体系。最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观照现实的针对性。我们的成果尽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的再研究，但却并没有拘泥于纯粹的学理研究和史实考据，而是将其置放于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和智慧的大背景下进行研讨，主动承担着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历史使命，努力探讨传统“中”、“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契合点，这也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或者说主要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2 中华民族的“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与“和”

　　湖南日报：在汉语词汇中，“中”、“和”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字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而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无论从哪个方位去切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描述，都难免陷入“管中窥豹”的窠臼。以“中”“和”为“舟”来“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海”，是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路径和切入点?

　　文选德：文字是人类的足迹，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方式，其中蕴藏了人类社会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汉语词汇中，“中”“和”二字出现的频率之高，本身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那就是追求和谐、平衡，反对对抗、对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从许多具体的典籍、文本中发现，关于“中”“和”思想的论述，几乎是无处不在，甚至在甲骨文、金文中也不断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但归根结底还是融合。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西汉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隋唐时期的“三教并立”到宋明时期的“三教合一”，特别是佛教由印度化的外来文化进而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例证。回顾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追求和谐、平衡的“中”“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哪一种学派，无论存在何种分歧，但对“中”“和”的追求是一致的。“中”“和”几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领域，并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似涓涓细流一般，滋润、影响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每一步行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和”思想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的具体路径和切入点。当然，就纯粹的语言文字来说，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汉语词汇还有很多，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有一本书叫《论道》，他认为“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实这并不冲突，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的“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与“和”，就是“中庸之道”。诚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3 自发源之日起,“中”“和”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谓无时不存，无处不在

　　湖南日报：我们知道，思想是不能够凭空产生的，必须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那么，“中”与“和”的观念，是如何从远古发端，在历史的荡涤、思想的交锋中抽象出来、丰满起来，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密码”?

　　文选德：中华文明的起源很早，“中”“和”思想的起源也很早。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观念的产生早于“和”，“中”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有存在，是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执中”，即要求执政者实施不左不右的“德政”，以获得百姓认同,天下安宁。曾有学者介绍说，目前清华大学所藏的出土文献“清华简”中，反映了一些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其中也有专门的篇章论述“中”。“和”的观念在三代时有萌芽，但到孔子才正式清晰地提出。到《中庸》出世，“中”与“和”基本融为一体，并称“中和”。

　　现在看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对“中”“和”思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众所周知，我国上古文明曙光初露时，在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过程中，体现的是“连续性”而非“突破性”原则。用考古学家张光直话来说，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对于宇宙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在这种和谐相处中体验到人生的归宿感，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一个重要发源点。“中”“和”思想自发源之日起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谓无时不存，无处不在。《论语》中有一个例子，鲁国旁边有一个小国“颛顼(音专须)”，孔子的弟子要去讨伐它，孔子不以为然，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说，远方的人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抚他们。这说明儒家提倡“文德”而反对“暴力”，“文德”就是“中”“和”思想的体现。我们再看看古代国家的形成，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留而不是消亡，也就是说，氏族间的互相融合而不是相互消灭才是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国家形成过程中，即使战争、兼并不断发生，温情脉脉的血缘伦理、宗法伦理却始终存在。这显然是“中”“和”思想支配的结果。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进程，改朝换代、分分合合，战争、兼并没少有过，但我们向着和平、统一进发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过。很显然， “中”“和”理念的支配和中和思想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

　　4 “中”“和”思想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的一条主线

　　湖南日报：从古至今，我国许多思想家都对“中”“和”思想进行了理论阐释。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层面：政治层面、伦理层面、哲学本体层面。无论从哪个层面去研判，“中”“和”思想都贯穿于其中。因此，有人说，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表象之下，“中”“和”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所在。您能从以上三个层面给我们进行简单解读吗?

　　文选德：确实有学者提出过，“中”“和”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道统”。“道统”是一个传统概念，宋明时代的学者比较重视它。所谓“道统”，无非是说，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层面，始终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一条主线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历史上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儒家学者，对“道统”论述较多，但儒家的“道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道统”，对儒家以外的思想不够重视，甚至有所排斥，这与我们所说的“道统”不一样。我们所说的“道统”，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道统”，不但要与儒家之外的各种学派思想对话，同时还要与世界上的各种优秀文明进行对话，在交流中保持特质，在进取中追溯以往。

　　“中”“和”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条主线，主要体现在政治、伦理、哲学本体论三个方面。简单来说，“中”“和”思想的精髓就是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和谐状态，“无过无不及”。落实在政治思想上，就是追求社会的公正、和谐;落实在伦理思想上，则是要求培养一种平衡的德性人格;落实在哲学本体论、宇宙论上，则是追求宇宙万物、阴阳气化的平衡。《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包含天地万物在内的平衡和谐。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历史上早就达到了这种“中”“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中”“和”，既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它需要无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从一个又一个不同程度和不同水平的中和境界最终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也就是社会的均衡发展、人格的光辉灿烂、宇宙自然的和谐共生。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与其它思想对立统一，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并和其它学说总是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但不论在哪个范畴哪个层面，又都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间，而这条主线，应该说就是“中”“和”思想。

　　5 “中”“和”思想虽然古老，却历久而弥新，在今天依然能够焕发光彩

　　湖南日报：研究的目的在于殷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候，我们研究“中”“和”思想，是否有着深刻的当下意义?

　　文选德：如何把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经验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发掘好、阐释好、弘扬好，让它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当代，是当下文化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认为重要的是区分“道”与“术”。所谓“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价值，如孔子所说的“仁”，包括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中”“和”思想，这些核心精神价值规范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术”，则是指契合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的一些在一定时间里有一定时效的思想文化观念，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动，有些思想观念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存在价值，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不值得我们加以提倡。“中”“和”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属于“道”的范畴。因此它虽然古老，却历久而弥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能够焕发光彩。

　　今天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交汇堪称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没有开放的心态，但同时也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我认为传统“中”“和”思想就是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不弃的一种文化特质。促进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中”“和”思维，维护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中”“和”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矛盾总是普遍存在的，但消灭矛盾的出路是“和”而非“仇”,“和”是在更高的精神价值指引下对矛盾的综合和“解释”。这当中蕴含的中华文化高境界的智慧，也是辩证法的一种体现。其实，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亟须“中”“和”思想的指引，无论是“身心合一”的追求，还是人与人的和善相处，无论是家庭的和睦，还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都可以从“中”“和”思想中得到启示、汲取营养。

　　6 “中”“和”不等于无原则的折中。“中”“和”思想与湖南精神并不冲突

　　湖南日报：不可否认，“中”“和”思想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在一些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中”“和”乃至“中庸”被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甚至成为懦怯投降的代名词。这是不是说，“中”“和”思想与我们应有的斗争精神有冲突呢?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对“中”“和”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或者科学地扬弃?

　　文选德：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下。第一：真正的“中和”不是调和，“中庸”也不是平庸，“执中”更不是折中。在历史上起过负面作用的是“折中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和”思想;第二：真正的“中”“和”思想是不排除“矛盾”、“对立”和“斗争”的，“执两用中”之“用”和“致中和”之“致”，其中就包含了“对立”和“斗争”的意思。“中”与“和”，只不过是在质量互变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统一”与“平衡”状态。所以，“中”“和”思想与我们应有的斗争精神并不冲突。

　　“中”“和”思想在历史上曾被等同为折中主义，主要是源于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中庸之道”，从文字上解释，就是“用中之道”，在《中庸》等先秦文本中，“中”具有最高精神价值的含义，即“天下之大本”，那么“中庸之道”就是以最高的精神价值为指导处理日常事务，简单来说，也就是坚持原则、坚持理想。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人们有时将“中庸之道”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但事实上“中庸之道”恰恰是有原则的，这就是造成误解、误读的原因。实际上早在宋代，苏东坡就对这种误读、误解的现象有所察觉，他撰写了三篇《中庸论》，对“中庸之道”重新进行解释。根据苏东坡的解释，“中庸之道”不但不是折中主义，而且还是对理想、原则的无条件坚持，“中”就是最高的道义和原则。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折中主义”的“中庸之道”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鲁迅就曾经集中批判过这种以懦怯投降为光荣的“中庸之道”。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折中主义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我们要分清这里的区别。

　　再谈谈“中”“和”思想与斗争精神。就说我们湖南和湖南人吧，人们只要一提起湖南，就很难不联想到他们在近百年反侵略、反压迫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很难不联想到战争和革命。湖南人给人最深的印象似乎就是好斗、善斗。伟人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至理名言，往往成为人们论证湖南人好斗、善斗的最佳注解。由此许多人得出结论：湖南、湖南人不喜欢“中”“和”，不崇尚“中”“和”。其实这是对湖南和湖南人的误读。因为真正的“中”“和”思想从不无原则地排斥“斗”，按照苏东坡“中”就是对理想、原则的无条件坚持的观点，湖南人“敢为天下先、踔厉敢死、舍生取义”，就是对道义和原则的坚持，况且我们湖南人总是笃实无我，心忧天下，多有包容，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再者而言，“斗”与“和”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绝非一潭死水毫无生机的静态之“和”，而是充满斗争充满活力的动态之“和”。“斗”作为一种手段，从来都是为了达到“和”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湖南和湖南人应该为自己具备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感到自豪和荣光。当然，我们崇尚继承的是坚持道义和原则的“斗”，而不是无道义、无原则的“斗”，那是与“中”“和”理念大相径庭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坚决反对、摈弃的。

　　7 深入进行“中”“和”思想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湖南日报：您的谈话，对我很有启发。那么，课题“结题”了，是意味着“中”“和”思想研究结束了?还是标志着新的开始?

　　文选德：对于“中”“和”思想的研究肯定还要深入进行下去。具体我有一些想法。一是系统推进“中和学”的学科化。曾经有专家提出建立“中和学”，并使之学科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希望能成为现实。二是希望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论述，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期和主要特点的科学阐释，更是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路径。我想，作为文化大省的我们，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尽快写出《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或《中国传统文化史稿》，进而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丛书。我相信，敢为人先的湖南理论工作者，一定会不负众望，早出成果，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