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
在近年来的所谓“民国热”中,对民国大学的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一个倾向:民国大学已渐被建构成一种“学术盛景”。如有人称民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尊师重道、大学教师待遇优渥、学术成就极高,甚至以此来对比当今的大学教育。其实若拂去那层“一厢情愿”的心理包装与人为建构,民国大学教育的真实情形未必会令人满意。
“教授治校”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学是北方高校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大学,堪称民国新式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执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时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议:“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 职员办事很能和衷, 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赐,又利于该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实践颇见成效,引起各大学纷纷效仿。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
不过为何这看似良好的模式数年后却戛然而止?其中关键原因便是该模式与中国实情多有扞格不入之处,终陷入困局。真正实现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等群体协力合作,其中政府与校长的态度尤为重要。当获得政府认可的校长与教授们步调一致时,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码在表面上实行起来,否则将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却。其实,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接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