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

　　在近年来的所谓“民国热”中，对民国大学的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一个倾向：民国大学已渐被建构成一种“学术盛景”。如有人称民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尊师重道、大学教师待遇优渥、学术成就极高，甚至以此来对比当今的大学教育。其实若拂去那层“一厢情愿”的心理包装与人为建构，民国大学教育的真实情形未必会令人满意。

　　“教授治校”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学是北方高校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大学，堪称民国新式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执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时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议：“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 职员办事很能和衷, 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赐，又利于该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实践颇见成效，引起各大学纷纷效仿。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

　　不过为何这看似良好的模式数年后却戛然而止？其中关键原因便是该模式与中国实情多有扞格不入之处，终陷入困局。真正实现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等群体协力合作，其中政府与校长的态度尤为重要。当获得政府认可的校长与教授们步调一致时，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码在表面上实行起来，否则将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却。其实，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接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