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