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生平简介：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东周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之弟子万章与其余弟子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被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君臣之道

　　所谓投桃报李，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贤明的君主总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待臣下如手足，臣下必把君主当腹心，以死相报。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互相尊重，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不然的话，反目成仇，两败俱伤，也就君不君，臣不臣;领导不领导，被领导不被领导了。

　　【图语：孟子部分哲言】

　　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3有云：“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盖孔子不忍言者，孟子尽言之矣。”

　　一、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

　　各路诸侯，孟子最看好齐国：“以齐王，由反手也。”齐国要是用王道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在孟子看来，君臣关系不是君尊臣卑，而是相互对等的：君主把臣下看成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成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狗马，臣下就把君主看成路人;君主把臣下看成土芥，臣下就把君主看成仇敌。孟子特别强调：在国家的政治—行政运作之中，君主犯有大过，大臣反复劝谏，他还是置若罔闻，以致四境不治、怨声载道，异姓之卿可以辞职不干了，贵戚之卿可以另立新君，即使杀了他，也只是听说杀掉了像商纣那样的独夫民贼!

　　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相比，孟子这一君臣对等观看起来是激进的，甚至离经叛道。所以，专制统治时代，对孟子与齐宣王以上四次对话，有人顾左右而言他，有人勃然变乎色。

　　前者以《朱子语类》为代表。该书从卷51到卷61，逐章论《孟子》。“王顾左右而言他”、“君之视臣如手足”、“齐宣王问卿”三章，根本就没有拿来讨论。查卷，“汤放桀”章倒是有所谈论，朱门师生却不关注孟子原本意义上的政治学论题，只是对那些抽象的仁义道德问题感兴趣。

　　宋代疑孟，有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孟子不尊周。孟子尊周问题较复杂，但齐宣王时而顾左右而言他，时而勃然变乎色，显然表明孟子的君臣对等思想不同于战国时代那帮呼风唤雨的禄仕派;历史上既有人顾左右而言他，又有人勃然变乎色，则表明它同样也刺痛了所有专制时代的中枢神经。传统童蒙读物《千字文》有云：“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哲人之崇尚纯洁，史官之秉性刚直，足以相提并论!

　　二、师、友、事

　　孟子的君臣对等思想，实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这是对抗的一面，可谓激进其表、冷峻其里;另一方面说师、友、事，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这是合作的一面，可谓狂者其表、热忱其里。

　　孟子之前，从《诗经》《尚书》到郭店简，我们的思想史传统零零碎碎地从师友的角度谈论过君臣关系。

　　《诗经》《尚书》只涉及到友的一面，原意仅与燕饮、战事有关，若无汉唐注疏，其意就难以充分朗现;郭店简的态度倒是鲜明，但它对思想史上的师友之论究竟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似可商榷。传世文献中，孟子的师友之论最值得人们重视。

　　友道有着悠久的思想史传统。孟子对陈相述说五伦，亦有“朋友有信”一伦。友道也引发了万章的兴趣。鲁缪公多次拜访子思，说到古代千乘之国的君主跟士阶层交友。子思很不高兴地说道：古人所言，是说君主以士人为师，怎么说是交友呢?在孟子看来，子思不高兴，乃是因为：“论地位，你鲁缪公是君主，我是臣下，我哪里有资格跟你交朋友?论德行，你只配做我的学生，哪里谈得上跟我交朋友?”

　　德行是儒家最重要的资源。孟子答景子问，引过曾子的一句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晋国、楚国的财富，我们无法比。他们有财富，我们有仁;他们有爵位，我们有义。我们哪里觉得比他们少了些什么呢?

　　要重建君臣之间的师友关系，就得拿出更具说服力的例证。孟子以商汤、齐桓公为例，认为大有为之君必定有些不能随随便便召来唤去的大臣，商汤有伊尹，齐桓公有管仲，但凡有事，商汤、齐桓公必定亲自去请教他们。这种“学焉而后臣之”的师友关系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商汤先拜伊尹为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其为臣子，不费力气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先拜管仲为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其为臣子，不费力气就称霸于诸侯。

　　孔子认为：晋文公诡计多端，作风不正派;齐桓公作风正派，不诡计多端。孟子却说自己从未听说过其人其事。再看孔、孟对管仲的不同态度：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王道高于霸道，也就是道尊于势。孟子认为：智识分子有德行，有知识，足以成为王者之师，连天子都不随随便便召来唤去这些师者，更何况诸侯呢?

　　余英时曾说：“王侯不得骄士之说，在战国晚期甚为流行，大概是当时游士极力宣传以自抬身价的结果。”经过孟子着重强化的师友之论，更是不断地得到思想史的回应，流风余韵甚至波及到了汉代。

　　三、三去就

　　汉宣帝时期的王襃说过：“三代以上，皆有师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文选·四子讲德论》)孟子建构了师、友、事的君臣关系观，则认为智识分子足以为王者师，最器重师道，凸显了王道高于霸道、道尊于势的义仕派立场。

　　孟子做过王侯的老师吗?《日知录》卷7“梁惠王”条云：“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清代学者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曰：“史称孟轲困于齐、梁，而杨雄《解嘲》有云：‘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盖以齐宣称‘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愿安承教’，皆以师道尊之故也。乃其间，在齐日多，在梁日少，仕齐在前，游梁在后。”有君臣关系，可以为师;无君臣关系，亦可以为师。

　　从政治导师的角度看，师有王道师与霸道师之分，二者的现实境遇却大相径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说邹衍：“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倡王道，即便为师，也是落落寞寞;讲霸道，一旦为师，就是风风光光!

　　王道师的落寞与霸道师的风光，写照了势强于道的客观现实。势强于道，不是友，更不是师，而是事，架构了士阶层与王侯的基本关系，士阶层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智识分子不是政本家，而是知本家;同时又不只是知识分子，更是知道分子。孟子说过：“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智识分子的道与政治领袖的势相融，就是得志，就是达;不相融，就是不得志，就是穷。道势相融，智识分子就该“格君心之非”，尽力推行仁政，达则兼济天下，不让人民失望;道势不相融，智识分子就该坚信“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穷则独善其身，守住自己的气节，以感召社会。“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所以，得志的时候，人们了解我，我自得其乐;不得志的时候，人们不了解我，我同样自得其乐。

　　这样做，绝不是柳下惠那种随随便便(和)，倒是有点类似于伯夷的孤傲(清)、伊尹的负责任(任)。《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指出：“狂之流也，由狂入圣，可以为圣之任;由狷入圣，可以为圣之清。孟子之尊伯夷、伊尹，即孟子之奖狂狷也。”但是，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孟子却断然回答：“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因而，孟子这样做，在精神实质上更遥契于孔子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坦然(时)。

　　就乃仕，仕就是得志，就是达;去乃止，止就是不得志，就是穷。孟子又并未放弃外王，而是试图为义仕派智识分子提供以内圣统摄外王的大思路：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从君臣关系看，孟子倡扬师道，顺序是师→友→事;从内圣外王之道看，孟子崇尚大人，顺序是大人→天民→安者→事者。重温“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既是政治导师，更是精神导师，而且，首先是精神导师，然后才能担纲政治导师，正己方能物正。先内圣，后外王，再从外王返归到内圣，这一逻辑顺序尤其不能颠倒。它也因此铸就了义仕派智识分子“士则仕”的心路历程：道与势的紧张是永恒的，势强于道是现实，道尊于势是信念，所有的人在这条路上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与“事故”……